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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主要产棉区，都有一些棉花私人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金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冷。当时有人评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由此不难看出，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运转发财的后面，是无数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业的辛酸血泪。
陈果夫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就是行政权力了。由于他们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自然是“党”和“国家”，所以，这是其他私人企业及商人望而生畏，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运销业务，并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大中城市及乡镇设立零售业，其势力遍及国统区各大中小城镇。
这样，在政府的撑腰下，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不仅挤垮了大部分私人盐号，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售盐时，均在盐内加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来自对陈果夫幼时的传统教育。在众多的古书中，他记得最熟的是《大学》中“有土斯有财”的一句。对这句话，他深信无疑，屡试不爽。
抗战胜利后，陈果夫料到，八年抗战，土地荒芜，战后将出现无主荒地。充分有效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机遇，可发一批战后财。为此，他上书国民政府，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和“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强调战后垦植事业的重要性，指出，大量荒地，必须收归国有，或采取德国实施的移民法，或采取苏俄之大规模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场制度，以尽快恢复生产。
对于陈果夫的意见，蒋介石极为重视。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起，蒋介石企图以经济手段辅助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是，向农民银行亲下手今，要陈果夫设法开发全国荒地，以增加生产。
陈果夫拿这支令箭，立即商诸农林部、地政部，这两部虽为国家主管土地的最高机关，但也奈何银行不得，只有唯命是从。
这样，中国农民银行、农林部、地政部联合组成了土地开发公司，“公推”陈果夫为董事长。党营事业终于集合了工农商文各界，陈果夫这位中央财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借助“筹措党费”的名义，果然八面来风，财运亨通。
陈氏家族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然后在工、农、商、文各界插手，进而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陈氏家族终于出人头地，跻身于蒋、宋、孔之列，使中国出现了四大家族。
在中国人眼里，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天有四时，地有四象，国有四维，礼有四德，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也有四谛。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妙就妙在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二陈很聪明，与宋子文、孔祥熙相比，他们与蒋介石少了姻亲这条天然纽带，于是，他们牢固建立稳固的根基，先抓党权，而后集聚资财，重要的是，在抓党权的过程中，陈氏兄弟聚集了各路“英雄好汉”，二陈的这些CC人物，都对陈氏家族忠心耿耿，有了这些铁血人物，何愁事业不成，财富不增，这是陈氏家族有“幸”，并成为金融巨子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家族一跃成为金融巨子，中饱私囊，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年，便在工业、农林、商贸、文化、金融各界均有染指，并领一时风骚，其经济实力当然不在蒋、宋、孔几家之下。
4．居然还有“清白人”
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