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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陈果夫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总部再次见到孙中山，并第一次聆听总理的讲演。据他回忆：“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于是便刀枪人库，有的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学校读书，有的则出国留学。南京的陆军四中也恢复正常学习。陈果夫原想回校复读，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后又有人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为之心动。于是他决定去法国，并开始收拾行李，告别亲友，准备西行。不幸的是，他在从上海去北京的途中病倒，到北京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肺病，这样法国之行又不得不取消。
连续几件事均未能如愿，陈果夫痛苦至极。就在这时，陈其美给了他许多安慰和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治病，待病愈后去美国留学。
2．果夫东瀛求医
1913年3月29日陈果夫自沪乘“春日丸”出发，31日早晨抵长崎，下午乘火车向东京进发。当时车船票价都极便宜，船价二等舱每人不过19元，从长崎到东京的头等车，亦只37．7元。4月1日到名古屋，下车在金君鹤侪寓所下榻，3日下午继续前进，当日抵东京。5日到东京有名的杏云堂医院求诊，第二日由该院院长亲自诊察，断为肺病，当即开药方，打了一种反应针，嘱咐过几天再去看。11日由李浩生陪同到帝国大学教授木村德卫博士处诊治，木村看法与杏云堂不同，即肺病地位亦有出人，因此反对杏云堂打针办法，木村仅说身体比较弱，嘱三日后再去。第二次复诊，断言除体弱之外并没有什么病，只要多游历，不难复原，这话对他发生了力量，胆子为之一壮。从此很安心的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各地，参观了不少工厂。因陈果夫学过3个月的日文，学会了几句普通话，买物时只能讲讲价钱，必要时再请一位日本人作翻译，陪同游览，所以到处参观，并没有感觉到不便。在日本两个多月，陈其美因为准备讨袁，来信催回上海，约集军校同学，协助革命。6月13日，陈果夫由神户启程，15日抵上海。亲友见面，都说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亦有因此称道日本医学之高明的，其实借游览得到养身效果则有之，何尝切实治病。陈果夫第二次出国留学的计划，又告失败。
陈果夫这次出国治病，还参观了东京芝浦制作所、箱根水力发电所、石渡电机制作所、玻璃厂、大阪织物株式会社、东洋获膜株式会社及川崎造船厂。陈果夫说：“我看了织布机之后，越信我家的织布厂非失败不可。他们一个人可以管理两部机器，全厂有五六百机，每日出布可达4万码，既快且好，而我们的还不脱手工时代，规模又小，怎样与人竞争？参观东洋获膜株式会社，才知道造橡皮之法。他们初期出品低劣，不能和外国货竞争，先后失败三次之多，而每经一次失败，主持人总是处以忍耐，不断研究，到底给他成功了。厂中有一位技师和龊叔同学，他把橡皮配合的成分告诉我们，我曾随手把它记下来，可惜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开一爿橡皮制造厂，否则，例是一件重要的参考资料。参观川崎造船厂，厂址甚广，资金雄厚，有工人8000名，这时正在建造2．4万吨的战舰二艘。在厂中遇一工程师，谈话中知道他对中国的感想很不坏，对于厂中情形，他扼要告诉我们。他们训练人才，和派人出国考察的方法，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据说该厂厂长副厂长之中，经常有一位在外国考察，随时把外国的长处带回来，作改进厂务及技术的参考。厂方又规定，每年选拔各校高材生10名，到厂学习两年，成绩好的选派出国留学，每年以5人为度。凡到各国学习的人，都负有考察的职责，可是在表面上尽可能成外行的样子，例如自称商人，或在学校中会习某科某科，而决不承认曾习造船或机械工程，这样可以避免人家的顾忌，容易得到人家的教导。后来，日本的造船量足以和列强并驾齐驱，正是他们虚心求进的结果。足以矫正国人，惯以外行充内行，向人家学了一些皮毛，便自认有高深造就的恶习。”
陈果夫在日本的游踪，遍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西京等名城胜迹，历时二月。陈果夫在“游日观感”中写道：“日人提倡早起，从乘电车着手，颇为有效。照章在早晨7点钟之前，票价打七折，所以在那个时间，乘客最拥挤。对于学生和工人，尤为便利。稽查极严，绝无不买票乘车之事。火车中乘头等车的很少。我们初次从长崎到东京，竟未见一人长路乘头等车，其有短路客坐头等的话，侍役往往喜欢指告我们说那一位是某公司经理，那一位是某商会会长，却很难得有普通人民或官吏在内。头二三等火车的侍役，对客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大致可从他们鞠躬时身体弯曲的度数，分别出来，日本人吸香烟，很不容易得到外国烟，如果得到的话，那么，就坐在包车上昂首而吸，其得意的神气也就与平时不同。我们在名古屋，只参观了一个勤务场，据说是以前博览会的旧址，陈列品大部分为蚕丝、瓷器、花纸之类，以由中国运出的为多，而搜罗之富，甚为可佩。从长崎到东京，火车经下关东驶，沿路山坡上，梯田纵横，遍植各种农作物，无一隙地，日本土地之宝贵由此可见。但日本农人之勤于种植，亦有可佩之处。4月1日，车经距名古屋尚需一小时之一小站，龊叔发一电给名古屋金鹤侪君，要侍役投交站上收报员，侍役嫌电报字数太多，代为修正，因此节省一元数角，足见侍役有相当教育程度和日人的崇俭精神。到了名古屋，以为金君必来接，不料到站未见，在路上才无意中碰着，知道电报还没有到。金君陪我们到他的寓所，电报才送来，照章人到电迟到，要发还电费，龊叔等根据交涉，将电费如数退还，亦见重法治之一端。……日本人爱好中国货，我们出国时，带了一些土产作礼品，日人得之，如获至宝，无不喜欢异常。日本政府，限制外国货进口，极为严格，在关税壁垒之下，欲购不得，得亦非出重价不可，偶然得到了，其欢喜自无足怪。东京有一个发明馆，顾名思义应该一看，可是所得印象只有‘空虚’两字，原来馆内的陈列品，真正由日人发明者只是一些小件的改良，并无特殊成就。东京的植物园，范围相当大，所种花木，都标有科名，但这与他处所见的并无多大区别，而奇花异卉之来自他处者亦不多。我因此想，中国各地如果要建设植物园，只须开发山野，艾芜留精，再向他处移植若干名种，依科学方法，分科编名，也许比日本的植物园还要精彩些。经过某路，居民正在动员从事扫除，但自动的不多，警察只好挨户强迫参加。日人采用的是分区轮流扫除制，轮着的多少总带一点强迫性，其时期与方法都不及中国旧历年自动大扫除来得整齐。……参观靖国神社之游就馆、列室四十余，想见规模之大。陈列着许多战利品，日人以为光荣，但在东亚同种的中国人，却可当作国耻馆看。我们在日本参观过两个帝室博物馆，一个在上野，一个在京都。两馆所陈列的，均以中国古物为最多，可知日本文化无非孕育于中国文化，在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化自身进步的迟缓，亦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最使中国人愤慨的，是上野博物馆把中国有关礼俗之古物，和朝鲜、印度、安南的并列，且均非优良之模型。甚至于以中国古钱、古军器，和朝鲜亡国会会长的献物排在一起，这是黩武侵略思想侵人日本文教界最显明的标记。日本乡下的妇女，对中国人是客客气气，而城里人就大不相同，……对中国人多露出傲慢的气焰。从日本工程师的口吻中，知道他们都想到中国来，这也无非以帮助中国振兴实业为名，暗地里却在多方活动，经济侵略，亦可见日本侵略意识人人之深。有一位中国画家，画工极平常，而长于活动，很受日人的欢迎，由友人介绍，曾来访问我们。据说：他利用新闻记者帮他宣传，对于重要的记者，每人送小画一幅，并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他的大名常见报端。某次他画了一幅竹林七贤图，托人送给某元老，待接受之后，把这幅画的照片，制成铜版，在报上登出，数日之内，求画的纷至沓来，约有100起之多，不得不延助手，专画这幅七贤图，这也可见日人风尚之一般。日本商店兜揽顾客之法，在礼貌周到，颇像我们的北京，顾客进门，即使一物不买，出门时，店伙也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陈果夫曾追述说：“那时正是日本欣欣向荣的时期。人民勤勉刻苦，崇尚节俭，敬爱国家和虚心学习的精神，都值得令人敬佩。可惜偏狭自私的黩武主义，也同时在滋长，阻凝了国民创造性，由虚心渐转虚骄，所以几十年后，虽得跻于列强之他．终于制不住侵略野心，以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东亚元气，耗损殆尽，只好留给今后建国者引为戒惧罢了”。
陈果夫的留学计划三度未成，对此，陈果夫在《求学》文中写道：“心里不免烦闷。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得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的可以长进。还有一层，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的一知半解，这样，又怎能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到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购阅各种杂志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