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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她唯独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处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惭愧和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了。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
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帯荨�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只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那么善于对他进行“斧凿”的良工绝不仅仅只有魏徵一人。
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徵的那次，我们就已经领略了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下面这则故事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喜欢得不得了，就命宫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了几天，这匹马突然无病而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杀了这个宫人。
为了区区一匹马而杀人，这显然有损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谏。这一次，她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并不直接进谏，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也因喜爱的马死了，要杀养马人，当时的三朝老臣晏子就指着那个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的国君为马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会骂我们的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这事，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等晏子骂完这些话，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一句话也没说就把那个养马人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陛下肯定从史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李世民听完后，反应和齐景公如出一辙，马上就赦免了那个宫人。
类似这样的劝谏还有很多。比如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难免会迁怒宫人，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要治她们死罪。而长孙皇后总是装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宫人交给她，由她处置。然后皇后便将她们暂时拘押，事实上是把这些宫人暗中保护了起来。等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的气消了，长孙皇后才慢慢分析个中道理给他听，证明那些宫人其实是无罪的，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
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屡屡帮李世民矫正错误，弥补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很显然，有长孙皇后和魏徵这一内一外两大良工的“斧凿”和“敲打”，李世民这块矿石中的金子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抱病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所有该服的药物都服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