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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贞观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
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
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勣、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其微妙之处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也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李世民的帝王术。
贞观四年春天，李靖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
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
“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
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定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
李靖摇头苦笑。
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
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
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
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
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与前共计）五百户。
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二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无限感慨。
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又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在李世民恩威并施的“特殊教育”之下，一个担心功高震主的臣子到最后必然会有的一种选择。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
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
他就是尉迟敬德。
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蹿了。
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
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对方慑于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