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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卢杞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自从当上首席宰相的那一天起，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个搞掉，好让自己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子上。
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卢杞就寝食难安。
接到诏书后，颜真卿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临行前，他给儿子留了封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很显然，这是遗言。
颜真卿知道卢杞的用意，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今天，实属幸运；若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和苍生略尽绵薄，他宁愿赴死，并且死而无憾。
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极力挽留颜真卿，劝他在洛阳逗留一段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
颜真卿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后，刚刚要宣读皇帝诏书，李希烈就暗中指使一千多名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个刀剑出鞘，将颜真卿团团围住。颜真卿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
李希烈见恐吓未能奏效，赶紧换了一张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面前，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
李希烈没有杀颜真卿，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了起来。
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作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颜真卿在天下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若能迫使他背叛朝廷，投到自己麾下，李希烈就能利用他的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
然而，李希烈打错了如意算盘。
倘若颜真卿真是他想的那种人，早在安禄山起兵时他就叛了，何必等到今天？
颜真卿到达许州不久，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起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得意洋洋地对颜真卿说：“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颜真卿时任太子太师）都看见了吧，眼下受朝廷排挤、深怀功高不赏之惧者，岂止是我李希烈一个人？”
颜真卿冷笑：“我只看见‘四凶’，没看见什么‘四王’。大帅若不自保功业，而与乱臣贼子为伍，结果只能是和他们一同覆灭！”
李希烈强忍怒火，命人把他扶了出去。数日后，李希烈宴请四镇使节，特意邀颜真卿一起赴宴。席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说：“久闻太师德高望重，而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恰好到来，这岂不是上天要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吗？”
众人话音未落，颜真卿就厉声怒斥：“什么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那就是我的兄长！我已年近八旬，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你们威胁和利诱？”
四个使者无言以对，只好悻悻闭嘴。李希烈勃然大怒，当天就命人在颜真卿的驿馆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把他埋了。颜真卿神色自若地对李希烈说：“我自知死生已定，你又何必搞这么多花样？只要给我一把剑，大帅岂不就称心快意了？”
李希烈恨得咬牙切齿，可一想到颜真卿的利用价值，还是忍住没有杀他。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李希烈用尽各种手段，对颜真卿软硬兼施、百般胁迫，却始终不能得逞。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亦即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颜真卿终于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享年七十七岁。
第二年，李希烈之乱平定，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祭悼颜真卿的诏书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旧唐书·颜真卿传》）
能在身后得到如此哀荣，颜公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德宗虽然派了颜真卿前去宣慰李希烈，但他并没有放弃武力征讨。
建中四年正月下旬，德宗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命他率部出征，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下旬，哥舒曜克复汝州。三月，李希烈命亲信大将周曾率三万人进攻哥舒曜。
李希烈没有想到，这个周曾早已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策反。周曾率军行至中途，随即与另外几个当初被一同策反的将领密谋，准备倒戈攻击李希烈，然后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可是，周曾等人的密谋旋即被李希烈获悉，李希烈立刻派人斩杀了周曾等人。
建中四年四月，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虽然遏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东都洛阳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与叛乱诸镇形成了对峙态势，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等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么多军队参战，其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李适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酒肉钱”。这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的军饷和补贴。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即将把整个帝国吞噬。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无论哪朝哪代，国家的财政亏空最终总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
所谓“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是一片怨声载道。
当然，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见。
除非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否则统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是李希烈与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够让他头疼了。
这一年八月初，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
为抓住战机，李勉还没等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仅数十里处时，德宗派遣的宦官就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在半路突遭淮宁李克诚部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
官军援兵既破，李希烈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各道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
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中，有一支部队来自泾原（治所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此刻的德宗李适当然不会知道，这支部队即将给长安带来一场浩劫……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的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