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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上的头两个，就是上官仪和王伏胜。
第三个，就是废太子李忠。
因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经是李忠的东宫旧部，如今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李忠自然也难逃干系。而且，李忠一天不死，现太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武后都必须利用这次机会除掉李忠。
这些年来，废太子李忠可谓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他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还不完全明白权力和富贵的意义，可身边却整天围着一大群讨好和献媚的人。十四岁那年，他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然后身边那些人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京城的那天，所有东宫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真是令他伤透了心。
被贬谪为梁州都督的同年年底，他再一次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后来的日子，李忠慢慢长大，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不论是入主东宫，还是被流放远地，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一直都有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控和主宰。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李忠感到了无比恐惧，他仿佛看见阴谋和死亡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李忠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白天也始终担心会有刺客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李忠屡屡请巫师设坛作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
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自然都逃不过武后的眼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一纸诏书，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在那座阴气森森的宅子里，李忠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惧。那几年里，他逐渐变得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已经如同废人，活着就是在等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许敬宗在武后的授意之下，上疏指控上官仪、王伏胜、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旋即被捕下狱，几天后就与长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女眷也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被没入了掖庭。
十二月十五日，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年仅二十二岁。稍后，时任右相（中书令）的刘祥道因与上官仪交情深厚，罢免了宰相职务，降为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同时，朝中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遭贬谪、或遭流放，全被逐出了朝廷。
高宗李治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与上官仪友善而被株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所以才会被皇后通通赶出长安。
明知如此，可李治却无能为力。
从皇后武媚带着利刃般的目光走进内殿的那一刻起，从李治被迫说出“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这句话之后，李治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只能把天子大权拱手让给皇后武媚。
因为他别无选择。
其实，李治何尝不想把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尝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帝国！然而，自从患上这该死的风疾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每当他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奏事的时候，每当他要打起精神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就会猛然攫住他，让他头晕目眩、四肢乏力。
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除了把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如今的这些宰相，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假以时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呢？
在李治看来，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异梦，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离，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更何况，皇后毕竟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弘、沛王贤、周王显、殷王旭轮（后改名旦），来日自己驾鹤西去，皇后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到时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这样的结果，总比让朝政大权落入异姓权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说健康的恶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权非旁落不可，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也绝不能旁落给长孙无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呢？
当然，在这场废后风波中，李治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懦弱。可是，与其说李治是在武后的逼迫下产生了畏怯，不如说他是在那一瞬间察觉了自己废后举动的鲁莽。因为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李治在病魔缠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发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权的危险。
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武后协助处理朝政的这几年中，她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比李治本人显得更圆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对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身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从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
无论高宗李治是主动还是被迫，总之从麟德元年的冬天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逐渐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中，皇后武媚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趁机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亲信，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因祸得福，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从此，金銮殿上不再只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与武后并列。满朝文武几乎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后武媚的手中。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媚四十岁。
此时的武媚，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耸壑凌霄的姿态，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封禅：皇后的盛典】
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如同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一切很快就都回复了原样。
李治和武媚这对冤家看上去闹得挺凶，可人家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没过几天就又相敬如宾了，唯独害苦了一大帮忠于天子的朝臣——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了相职，其他人或贬黜或流放，什么都没捞着，却赔上了辛苦大半生赚来的功名富贵。
这样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为了汲取教训，满朝文武从此都当起了聋子和哑巴——不管你们天子夫妻是打是和，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事，犯不着我们当臣子的冒着杀身流放的危险去瞎搅和！
所以，自从“二圣临朝”之后，天下好像忽然间就太平无事了，朝臣们也一个个都学会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搞得既纳闷又郁闷。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二月，李治终于忍不住对宰相们发了牢骚：“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
宰相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只有司空李勣回答了天子的提问，他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资治通鉴》卷二○一）
李治顿时语塞。
什么意思？这么漂亮的话，说了不跟没说一样吗？你是在讽刺朕，还是在跟朕打官腔？
李治知道这根本不是李勣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在发生了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之后，他还能指望李勣给他什么答案呢？
这一刻，高宗李治不禁在心里苦笑——世事真他妈就像一场无可奈何的轮回！想当初他屡屡跟长孙无忌提出类似问题时，老家伙就一再跟他打官腔，没想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心想在君臣之间营造一派忠直进谏、从谏如流的良性互动局面，可到头来朝堂上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连他最信任的老臣李勣也在跟他打这种政治上绝对正确的哈哈，这太让人郁闷了！
虽然郁闷，可李治也没有办法。大唐君臣就在这种了无生气的沉默中又挨过了两年，高宗李治再一次忍无可忍，又接连几次在朝会上责怪大臣们没有尽到“进贤才”的责任。
宰相们闻言，照例一言不发，最后是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李安期于心不忍，才跟天子说了几句真话：“天下未尝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被荐者未获任用而推荐者先已获罪，所以人人三缄其口。陛下若真能推诚以待贤才，谁不愿举其所知呢？此关键在于陛下，不在群臣。”
李治再一次语塞。
官腔不好听，可真话就好听了吗？
很明显，真话更难听。
所以，李治死心了。
从此以后，不管群臣进不进谏、进不进贤，反正高宗自己是保持沉默了。
麟德二年冬天，高宗朝廷酝酿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要举行了。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仪式，据说早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便已有之。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封禅大典通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圆坛以祭天，称为封，于泰山旁边的小山设方坛祭地，称为禅。在古代中国，封禅泰山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
然而，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贞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