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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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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武曌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瑷、来济、禇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瑷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禇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瑷,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瑷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瑷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瑷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后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后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后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后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姡П嵛笾荩ń窆阄飨笾菹兀┐淌贰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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