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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天子誉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诚可谓绝无仅有的殊荣！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因为薛万彻也是魏王党，而且与房遗爱是好友，所以长孙无忌容不下他。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其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
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
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