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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贴金说，这是小个子陈诚的神来之笔：在淞沪地区主动挑动战斗，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引向华东，把日军的进攻轴向由北向南变成为东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网地形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不然，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马平川，拿下武汉，切断中国东西联络，那国民政府就难以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从事后来的抵抗了。
呵呵，其实，日军在中国的军事冒险，是典型的“行动在理论前面”，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时候，就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张，挑起了军事争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二者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到手的猎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蒋谈判协商停战，没有急迫的鲸吞中国的企图心。因此，老蒋为了保住武汉，把战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老蒋大概是以为打上一段时间，日本就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停战，没有想到日本这头蛮牛一发威，竟然不仅要打掉上海地区的国军，而且毫不停顿地挥师挺进南京。这也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的准备是如此仓促的原因，据说临战前国防工事的钥匙都找不到，因为老蒋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规模会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接下来的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终于绽放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亮点，近乎歼灭日军轻敌冒进的一个师团。这场战役中，中央军、西北军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现了国难当头，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可贵一面。
其后，因为日军反应很快，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的国军被迫四散撤退，一时间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队设防，老蒋万般无奈，只好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了数百公里范围的黄泛区，阻止日军向华中进攻的势头。鬼子据说淹死了千余，老百姓屈死无数。***的小日本，这笔帐应该算在他们的头上。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再次利用日军的轻敌冒进，合围并几乎全歼了一个师团。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二个亮点，国共内战中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就是经此一战而成名。关于这个几乎覆亡的师团还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该师团不是主力师团，其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大阪的小商贩，被其他日军戏称为“商贩师团”，就这么一个乙级师团，在南昌战役结束后沿长江南岸向武汉的攻击过程中，居然被赋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师迂回的重任，结果因为这一带的铁矿干扰，罗盘失灵而迷路，在大山里面转磨磨，终于被国军抓住机会集中了十几倍的兵力团团围定猛打。说来惭愧，激战旬日而不能全歼，最后其师团长带领千余日军在外围日军的接应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日军达成了其全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了。
1941年，老蒋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就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老毛比老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老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经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老兵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老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了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了一个亮点，挫败了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嘿嘿，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了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日军大栽其面。
尽管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日军的差距仍然相当地巨大。日军发动的以围歼第5战区主力的枣阳宜昌战役中，数万日军打得数十万国军团团转，最后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上火线，指挥手下不多的亲卫部队，以攻对攻，和日军打运动战，为了协调调动周边的国军，拼命地四下电讯联络，最后被日军侦知其下落，合力围攻之下，张将军英勇殉国。老蒋得讯，痛哭流涕，后来还亲自去为张将军抬棺。当年中日在华北的过渡时期，张自忠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市长，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皆曰彼可杀之的时候，是老蒋一力保护，后来又命其带兵打仗，谁说老蒋不识人？！
另外，国军的精锐师团曾经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一场，歼敌一个旅团，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除了后期的湎北反击战之外，这大概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的攻坚战。虽说最后的结果是国军攻克了昆仑关，达到其战役企图，但是以优势的兵力，良好的战场态势，不亚于日军的装备（国军于此战首次出动了战车），敌我双方的损失实在是不成比例。
国军对日军作战完完全全地占上风的，大概只有44年在缅甸北部对日军的反击战。此时参战的国军远征军，基本上是按照美军轻装师团编组训练的，其武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攻坚和机动能力很强，再加上盟军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因此，国军第一次以很小的伤亡，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即使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湎北之战中，仍然出现了为攻克日军千余人据守的松山堡垒，数万国军围攻月余，伤亡近万，方才得手的意外情况。
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的顽强。如果说，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早就亡于日人之手了，大概没有人会反驳这一点吧。如果说，日军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强悍的军队，大概也没有人反对吧。
自明治维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止，日军鲜有败战记录，其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纪律性，都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不夸张的讲，当时世界上具备与日本一决高下能力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苏联和美国。就连老牌帝国英国，十几万人在马来半岛，也被骑着自行车的几万日军轻轻松松打得缴械投降了。
即使在战争后期，美军占尽了全部的优势，为了对付在几个海岛上困兽犹斗的日军，伤亡也达到了十数万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军按在地洞里面，用飞机、舰炮、地面炮火、火焰喷射器，坦克、推土机不分昼夜地猛烈捶打的结果啊。
所以说，抗战前期国军打不过日军很正常，抗战中后期装备与日军相当，还是打不过日军也很正常，在装备强于日军的抗战最后几仗中，伤亡大于日军还是很正常，因为还有一个士气和训练的问题。用一个现代词汇说是，觉悟不够，不知道为谁而战。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会战期间，时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经给火线上的国军送过饭，后来对阿唐说，一个团的国军几天打下来，就剩下一个连了。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只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所以要打他们，其它的一概不知。
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军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为什么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了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如此，士兵是不会自觉冲锋在前的。因此，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回首往事，国军以其极大的牺牲和勇气，无疑应该荣登抗战胜利荣誉之席的首座，共军以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疑应该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战胜利奖章。
今天，说句公道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了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时，老蒋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了代价：为了保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