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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胡适看到《新月》上梁实秋谈翻译的文章，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并也参与讨论。不过梁实秋并不像胡适那么宽容，他对鲁迅的翻译大不以为然，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里，先引用鲁迅的恶敌陈源的话刺激鲁迅，遂又以鲁迅为例子，射其躯体，认为其译文离“死译”不远了。“有谁能看得懂这稀奇古怪的句法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回答了挑战，坦言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的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国人思维的不精确与语法有关，输进一些新的语法与叙述结构，对改造国人思维上的糊涂多有益处。两人的论辩，其实是两种人生境界的摩擦，《新月》派的人起初并未意识到鲁迅批评的要义。只是后来闻一多在身处绝境时，方感到鲁迅的深切，那已是后话了。
围绕人性与翻译诸问题的争论，后来大伤和气，渐次升为血气的厮杀。许多左翼文人也卷入其中。冯乃超等人撰文讥讽梁氏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答辩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作为一介书生，梁氏的表白，或是真话，但鲁迅却认为这正是“资本家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显示的力度，是梁氏无法招架的。也成了其一生的心痛。梁氏曾暗喻鲁迅拿了卢布，语意狠毒，可谓发难于前，鲁迅深知来意不善，便还手于后，杀伤力远过前者，文风之峻急、冷酷，使《新月》的理论家大为难堪。那年月的雅士、君子，遇上了软硬不吃的斗士，难说不是一种境遇的窘态。
其实，鲁迅与梁实秋为理论代表的《新月》社诸君的分歧，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梁氏在《论批评的态度》上，批评文坛一些人“不严正”，“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的不大能领略幽默讽刺，严声相骂才是中国人的擅长。”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却说：“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大概是理解鲁迅与《新月》社诸人冲突的根本点吧？喜欢平静纯美的东西并不错，但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要纯而又纯，不允有反混乱、反压迫的斗争壮举，侈谈“公理”，侈谈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无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起到“维持治安”的角色作用。《新月》派人物的天真与固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有时是有点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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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界是个众声喧哗的所在，并无定于一尊的局面。看法呢，也各有千秋，彼此纠缠着、并列着、重叠着，有大的趣味在。我读《新月》杂志里诸人的文章，一是觉得编者的意图之明确，绝无“学匪”的声音，节制思想的表达，左翼的倾向几乎是没有的。二是知识面较宽，趣味是较多的。菊农、彭基相的谈哲学，叶公超、余上沅、张嘉铸的讲西欧文学，邵洵美、胡适、徐志摩的文体自白，各显自我。他们谈理论时，滔滔不绝，思想亦有锋芒。常常也说出精辟的句子。比如一卷三号余上沅的《易卜生的艺术》其看法与左翼文人是接近的。文中说：
易卜生所创造出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浪漫的男女英雄，他们却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一般人。他们剧中所描写的生活自然也是日常实际生活，背景也是起居室一类的日常经见的环境。极平凡的人，在极平凡的环境里，说极平凡的话，做极平凡的事；然而在这极平凡的背后，易卜生却指点出一个也许不平凡的意象来：这是艺术家点石成金的大手腕。
今人看这样的描述，深以为然，这样的话难说不对，在眼光上是独到的。但左翼作家那时的批评《新月》文人，大抵是感到多为纸上谈兵，仅是把易卜生供到桌上，只会赏玩，却不懂以其生活态度对待人生。再如二卷二号上黄肇年所译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研究》，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发展，颇有学理价值。其文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风格，亦拒绝社会极端之发生，有一段话给人深刻印象：
我们见到的地方，马克思也许未曾见到，也许见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无论用哪种眼光看来，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认今日社会的需求，已完全改变。应当利用国家这个机关去取消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根本觉悟把人民永远划为贫富两阶级的国家，绝对不合社会正义。我们目前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现在掌权的阶级，立志表示一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大让步；二，若不然，那般认现今社会制度的基础者必群起而推翻之。各阶级之间。未始不可随时互相调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英国这种调和的方法，是过渡时期可能的事。
拉斯基的看法，是合乎《新月》同人的口吻的，基调是温和的、自由的。《新月》的许多有思想的文字。在色调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包括胡适、罗隆基诸人，深味此一色调的意义。我们读沈从文、林徽音的作品，也能嗅出温馨的气息，似乎和那些不偏不倚的理论描述共鸣着，虽然有时彼此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气质相反。《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独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比，似乎天真了许多，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也。
中国历来的文人，喜欢师宗什么，倚偎在某一精神的靠板上。谈鬼说狐，讲梦述理，自有妙处。然而看人看事，单一的态度多，复杂的眼光少。议事非此即彼，殊难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往往简化对象，未能进入心灵深处。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川。但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的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当自由主义按其理念设计什么的时候，他也可能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所以在鲁迅看来，警惕自己与警惕他人同样重要。问题不在于公理的好坏，而是对恶要有恶的思维，对善要有善的办法，疗救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新月》派文人天真而单纯，你如果进入那个团体，亦可感到彼此的暖意。但他们说梦可以，讲世故之风与人情之险，却被什么绊住了。所以鲁迅的讽刺他们，并非视其为恶人，只是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成为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左翼文化中的这种血性之迹，在旧中国的价值，并非今人想象的那么低矮。比较一下《新月》文人与其分别，会看出些什么的。
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对《新月》派的一种反省与注释，大可看出其间的问题。4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黑暗后，当现实的苦难感深深地窒患着自己的时候，回想当年在《新月》里的文章，及私下与友人讥刺鲁迅的情形，有着深深的内疚。他忽地发现了象牙塔里的人精神上的浅，对世界认知之简单可笑。他说：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一个曾在《新月》社当红的学人，后来转而看到当年的窘态，总是让人感动的。闻一多的话，不仅是对书斋中的人的警示，也是对同仁们旧梦的一次颠覆。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被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的，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新月》人的后来的各自东西，便是现实的苦难所使然。对于当下生活，儒雅清高的文人君子，大多还是交了白卷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张学良读明史
王充闾
一
许多政治家都喜欢历史，张学良将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对明代的历史，他情有独钟，而且十分熟悉。
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起码是从1937年他被“监管”开始，直到1955年信奉基督教为止，十数年间，无论是奔走道途，流离颠沛，还是羁身孤岛，闷对幽窗，他都没有放弃对明代史书的研读。他被押解到台湾之后不久，曾托人捎信给在内地的大姐首芳，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