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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辉听了李大波绘声绘色的汇报，好像他也身临其境一般，他说了不少代表党组织鼓励李大波的话，最后，李大波要求他即刻回津，他说：“真的，晓辉同志，我真是归心似箭啊！我还不知道天津怎样了，所以我很着急。”
“好吧，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你的全部情报，将尽快地发往延安。你不用惦记着。”
李大波又把他挣来的钱，分一半递给朱丽珍。
“丽珍，收下添补过日子吧，还是我那句话，要吃一点营养品，我们怎么样也得坚持到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吧？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呀！”
朱丽珍笑着收下了他的钱，又从衣柜里拿出那件李大波给红薇买好的红毛衣。“别忘了给红薇带上这个。”
因为是夜里两点钟的北上火车，朱丽珍特意给他包了猪肉干菜笋馅上海风味的云吞的夜宵。他们边聊天边喝云吞，到十二点半钟，他坚决谢绝了陆晓辉和朱丽珍的送站，自己独自一人提了手提包，乘上一辆环城夜间的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他进站的时候，正好登上那辆从上海开往天津的列车。
在他生命的里程中，他又艰难地走完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心绪是激动而复杂的，他又想起了他的表弟艾洪水，他知道魔鬼随时随地都在寻找他，但他没有想到，厄运也正在等待着他。
第１８章 被捕
一
方红薇这半年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沦陷区日伪的统治越来越严，动不动就要把人抓到日本宪兵队去灌凉水，或是逮到“兴亚院”去“矫正思想”。警察和治安军总在大街上开着铁闷子车徘徊，而保甲长则在小巷中，竖起耳朵搜集“共党”“八路”的“嫌疑犯”。同时，她从党的秘密指示文件上又得知蒋介石在重庆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活动办法草案》。躲在天津英法租界的重庆特工人员，又暗中加紧了对真正抗日分子和中共地下人员的监视和破坏，他们甚至以匿名信的方式向日寇告密，不惜“借刀杀人”。所以，红薇不仅要积极谨慎地进行党分配给她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警惕日伪持务的跟踪，更要防范重庆特工人员的盯梢与告密。她的精神异常紧张，生活也失掉了规律，加上她在工作之余，只要稍微闲下来，她便揪心扒骨似的惦记着李大波的安危，算计着他的归期，有时她甚至神经质地总往坏处想，有几次她被噩梦吓醒，眼泪沾湿了衾枕。
她比在树德里住的时候，人几乎瘦了一圈儿。
为了不暴露转盘村王万祥的地址，红薇又在西窑洼那个贫民居住的地方找到了两间土坯的茅屋，仍旧带着王妈妈和鱼儿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一改过去上流社会的打扮、衣着，而改换成劳动工农的短打扮，很像一个工人家属或是农村的年轻小媳妇。她定期地和杨承烈见面，领取指示、文件、报纸和做情况汇报。杨承烈现在已搬离了法租界，因为他发现他的隔壁因有一个在北洋饭店和盐谷医院暗杀《满洲晨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①的枪手被日法当局联合搜捕，暴露出这里是“军统”天津站的老窝儿。后来这所楼房住进了新主人，是伪装寓公的日本特工人员，他们倾注全力捕捉躲在租界地的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自从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声明，涉及到在沦陷区收回租界的问题，这些租界的公部局跟日本的关系也比以前缓和了很多，在逮捕抗日人员方面，租界不仅不再刁难还主动予以配合。这样，杨承烈便不再在这里居住了。如今他搬到了金钢桥北路西东窑洼一条狭窄的土路大街上，开设了一爿小小的文具店做为掩护。他那营业照上的名字是郭鹤年。红薇每次来汇报工作都拉着鱼儿，装作给孩子买铅笔和大仿红模子、电光纸等，所以绝少惹人注意。王万祥来的时候，则拉着人力车，装着为文具店拉货和卸货，隐蔽得非常巧妙。鱼儿很喜欢到文具店来，他高兴得到花杆的铅笔、印着狮子老虎的铁铅笔盒和五光十色的电光纸。他每次来都欢喜得像只登枝跳跃的小鸟，又活泼得像条在水中打跳的小梭鱼一样。要是很久不来了，他就拉着红薇的手说：
①白逾桓和胡恩溥，这是两名文化汉奸。于１９３５年５月，先后在北洋饭店及盐谷医院被打死。事发后，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为此曾向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及北平军分会提出罢免天津市长于学忠之无理要求。
“姑姑，咱怎么不去小文具店啦？那郭叔叔对我真好，还给我饶了一块大橡皮和一个转笔刀儿。”
“鱼儿，乖孩子，听话，等你使完了那些东西，我就带你去买。”红薇哄弄着他说。
红薇虽然在这半年里历尽了艰辛，但她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增长了工作才干。唯一能支持她工作和解除她因思念李大波而产生的精神苦恼的动力，是从根据地不断传来的打击敌人的好消息。那些击溃敌人数十路“扫荡”的胜利，鼓舞着她的精神，使她感到即使是在漫长的黑夜，也有一盏明灯像大海上的航标一样，在指引着她的征途。在暗夜中，她常披衣而起，为她遵化老家子弟兵英勇的反扫荡和揭竿而起的联县农民大暴动，在心里默默地祷告。她不信理查德宣扬的那个上帝，但她却身不由己地向上苍祈求保佑。她也不时地想家，惦念父亲和弟妹，惦念延年大伯和大娘，她不知道家里的粮食收得是否够吃；柴禾是否够烧；青石板的屋顶是不是碎裂漏雨；山坡上的柿子树，是不是长了虱子和柿蒂虫？总之，在这一点上，她依然是一个为家庭操心、非常思念家庭的农村姑娘，农村的一切，都使她魂牵梦绕。
她是在精神煎熬、恐惧又内心充实、欣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中度日的。
那是初夏的一个夜晚。从河滩那边刮来带有烂泥臭味的风。王妈妈和鱼儿都在另一间小屋里睡着了。她这间刚转过身的斗室，关着窗户，挂着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红薇正伏在小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传单。
噹，噹，噹。传来轻微有节奏的叩门声。她忽然一惊——这是大波一向的叩门声，会是他吗？她急忙站起身，要去开门，且慢！她在叮嘱自己。
噹，噹，噹。又是一阵稍大的叩门声。她谛听了一下，赶忙收拾桌上摊着的东西，把还没写完的纸片塞在炕洞里，她才去开门。
独扇的小排子门开了，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他戴着一顶鸭舌帽，低低地压在额头的眉宇间，阴影遮住了他的脸。朦朦胧胧的月光和闪瞬的星光，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身影。
“是我，红薇！”
她听出了那熟悉的声音。啊，是李大波回来了！她兴奋得几乎晕倒在他的臂抱里。他把板门拴上。还没来得及进屋，就在那巴掌大似的小院里，她疯狂地亲吻着他，把两只胳臂吊到他的脖子上。
他把她搂在怀里，抱进小屋里去。他吻着她的嘴唇、面颊、眼睛、额头、脖子和头发，他在她的耳畔轻声地说：
“真把我想坏啦！让我好好地看看你……啊，你打扮得真像一个村姑！这也很美！”
红薇给他把帽子摘掉，露出过长的浓发，见他穿一套铁路员工的旧制服，便仔细端详着他的脸。
“你倒不瘦。”
“怎么能瘦呢？”李大波热得脱掉制服上衣，说，“跟那群王八蛋在一起，成天价喝王八汤，吃王八肉，这群家伙吃喝玩乐，全保养得可仔细呐！”
王妈妈老人睡觉轻，她在枕上侧歪着耳朵，听见了门上的响动，一边纳闷谁会这么晚还串门子，一边便坐起身来。后来她听见就在窗根底下的亲嘴声，她知道是李大波回来了，赶忙穿上有算盘疙瘩的大襟褂子，惦念着大波还没吃饭，便起身准备给他煮挂面卧荷包蛋去。
她在窗根底下咳嗽两声，意思是知会屋里的人，然后才推开门，走进屋去。
屋里，他俩都从拥抱中分开了，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
“呀，万顺，你可回来啦！”王妈妈乐得双手合十，眼里涌着泪花儿，“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你这一出远门就是半年，可把我们惦记死啦，上天有眼，又把你给送回来了。”她撩起衣襟擦着眼泪，“万祥也为你成天价悬心哪！”
“妈妈，我去河滩看了他才到这儿来的。”
“我忙去做点东西给你吃吧。”
“千万别麻烦了，黑灯瞎火的。我这儿给你们和鱼儿带了点南方的小吃食，吃一点就行了。”
“嗐，那干喳喳的，吃了那滋润呀，我给你做点稀的喝吧。”
说着她就走出屋，在小厦子里挑开了封着的煤球炉子。
“支锅燎灶儿的，不会惊动邻居吧？”李大波问着红薇。
“你新来乍到不知道，这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上三班倒的工人，钢厂的工人啦，纺织厂的女工了，还有不少耍手艺的泥瓦匠、木匠、拉排子车的苦力啦，白天黑夜都一样，白天有下夜班睡觉的，夜里有上班出去走动的，所以，咱做饭，夜里有什么活动，显不出来。”红薇很得意她选择了这一带穷苦劳工的聚居区做为党的活动据点。
李大波赞扬着说：“那太好了，这便于咱们隐蔽。”他欠起身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夸赞着说：“亲爱的，你真聪明！”
不一会儿，王妈妈便端来一大海碗加了芫荽、紫菜、小虾皮和香油的喷香的挂面卧果儿。“趁热，快吃吧！”然后她交叠着双手坐在炕沿上看他香甜地吃着，仿佛她看她的儿子王万祥一样亲昵、关心。直到李大波把最后一口汤喝完。“啊！这多舒服哇！冷风热气的，在外受了半年的罪，回家来好好歇歇吧！哪儿也不如家好，俗语说：‘千里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一点不假。”她说完，又提来一壶开水，“洗洗脸，烫烫脚，可解乏哩！”
李大波洗罢脸，又在热水里泡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