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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大波！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你是否平安？我理解你不能跟我取得联系，……可是我多么记挂着你呀！只有你回到我的身边，我这颗悬揣不安的心，才会放下来。……”
凛冽的寒风仍旧在肆虐地呼号，从新开河对岸法政学院高墙里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鸱鸺鸟令人害怕的叫声：“嘎，嘎，哈哈哈……”
从法政桥那边，又飘过来敌人铁闷子车警笛的怪叫声，呜，呜呜。……她恐怖地想着：
“敌人又夜里出来逮人了。真烦人啊！这沦陷区漫漫的黑夜可真长呀！……”
正当艾洪水蹲坑、方红薇搬家转移的时候，李大波随着董道宁从上海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早已来到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人等在他们下榻的“黄玫瑰旅馆”门前，从汽车的玻璃窗缝里，给高宗武塞进一张小纸条来。他打开一看，上写：“校长追查去东瀛事，万不可归。”他吓得脸色发灰，立刻大口吐了血。再找那人，早已无影无踪。他猜测这一定是军统内部知密、又跟他是知己的人，才特来给他送信。他明白他双手空空、又擅自去了东京，回去之后势必遭到逮捕或监禁。他便以旧病复发为由，住进香港的一家私人医院，决定不回重庆。
董道宁把高宗武安置好，便和李大波日夜兼程，水旱并举，赶往重庆。一路上，李大波精心地记住那些往来沦陷区和重庆之间秘密的交通小道。特别是在河南与安徽交界的界首，彼此过路，虽有盘查，但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各自往返，欣然放行。日方和重庆谁也不纠缠谁。
跋山涉水，一进入重庆，他俩便驱车直接来到海棠溪畔周佛海的官邸。那时已是黄昏以后，整座山城大放光明。大街、商店、戏院、舞场，熙熙攘攘，歌舞升平，几乎看不见一点战争的迹象。只是军人的汽车往来如梭，中央政府迁来，重庆的街头比过去人更多更热闹罢了。
周佛海在客厅里接待他们。董道宁先把李大波介绍给他。
“这位是章幼德先生，满洲的首富，张景惠的亲戚，上海的可靠朋友给介绍的，幸亏有他，他除了给咱整理材料外，还帮助照料高司长，不然的话，简直到不了香港。给您，这是书面汇报，这是高司长写给您的信。”
周佛海今晚没有宴会，也没有出去寻欢作乐。自从他派出手下两员大将前往香港、日本接洽所谓“和平方案”以来，他便心悬两地、坐卧不安地每天等待佳音。有一次他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大本营会议，就有人私下里告诉他，蒋已叫陈布雷追问高宗武去东京的事情，他很怕追到他的头上，所以那天的会议，他坐的席位离蒋介石最远。现在见董道宁回来、高宗武留港，他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现在听董道宁介绍李大波的简况，便向他客客气气地点点头，伸一下手，给他指一下座位。李大波已克服了进入重庆时的精神紧张，便不卑不亢地坐到椅子上，准备仔细听他俩谈话。
周佛海穿着蓝缎子宽大睡袍，戴上度数不深的花镜，一目十行地浏览那份写好的材料。他俩喝着茶，静静地等待周佛海看完材料。
“好！你这趟没有白去，”周佛海看完把材料放到桌上，操着湖南口音说，“你觉得日本军政两界对倒蒋扶汪是很坚决的吗？”
“是的，我和高司长曾会见过板垣陆军大臣和近卫首相，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很希望汪兆铭副总裁出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
周佛海沉思了一下，看看墙上的挂钟，刚八点半，便说：“走，咱俩去见见汪先生，我打算先把这材料拿给他看，看他有什么表示。”
他赶忙脱掉睡袍，换上中山装。又叫听差的通知备车。董道宁帮他穿上薄呢子大衣，戴上礼帽，抓起那叠材料，就往外走。
董道宁对李大波说：“你先在这儿等等，我们去去就来。”
“不，我改了主意，材料既是他整理的，如果汪先生想问的更详细，他可以做补充，一块跟着去吧！”周佛海站在前厅的过道里这样吩咐着。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同上了车。李大波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会得到这样的机会，直接面对这么高层次的跟敌人秘密勾结的具体活动细节，这是千金难买的绝密情报。但是尽管他心里为此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还必须十分谨慎地装出既若无其事又奉公守法、不苟言笑的沉静踏实模样。汽车穿过灯明如昼的闹市，朝歌乐山麓那方向驶去。
当仆人报告周佛海带着两位客人求见的时候，汪精卫那白皙的脸上，多少呈现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他那两只稍圆的大眼，很快地眨动个不停，两道乌黑的八字眉，眉梢儿更显得下垂了。他正和他的夫人陈璧君——一个极丑的、但是门庭显赫、娘家非常阔绰的黑脸胖女人，坐在桌旁对弈。这个曾经是广东番禺一个多子女家庭出身、翩翩美貌小生的汪精卫，一直是著名的亲日派。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他只有蛰居在这个幽闭的大宅院里。他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极强、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政客。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他为前途渺茫而苦恼。他在国民党内为争夺领袖地位而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但近来他忍不住跟蒋介石进行唇枪舌战。思想激烈交锋的结果，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天白天他参加了大本营的论证例会，他居然拍着桌子口飞白沫地质问：“我请问：如果像长沙那样放一把大火，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像长沙那样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
蒋介石红着脸，梗着脖子，没有反驳。
“所以我说，与其焦土抗战，不如奉行和平。我以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①。……”
这次，憋了很久的蒋介石，实在忍不住了，他板起脸，为了表白他的悲壮决心，用尖细嗓音说一口浙江蓝青官话，冲着汪兆铭几乎是喊叫起来：
“我的汪副总裁！你听好，‘我们决不是不想与日本和平。但是，迄今为止，日本的要求是贪得无厌的。开始日本要满洲，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接着又说要华北，如果这些任其得到满足，他就会要华中、华南了。我再说一次，日本的要求如果仅仅局限在满洲，那我也可以负责和日本合作。然而，谁能够保证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呢②？’你能保证吗？”
①括号内所引证的话，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兆铭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原载《申报》。
②括号内为蒋介石在大本营会议上一次讲话摘录。只略作两处变动：即华中原文为上海、华南为广州。
在第一次《近卫声明》、日本当局发表了“不以重庆为谈判对手”之后，汪兆铭的气焰似乎更盛了。有一次会后他和蒋介石两人在一起吃工作午餐，汪兆铭突然向蒋介石发起了交锋，他用责备的语气联珠炮似地说：
“蒋先生！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责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气得把筷子一摔，面红耳赤地反驳：“汪先生！我看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要按你那么说，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是请出延安的毛泽东吗？是拱手把领导权让给共产党吗？啊？！”
他们边说，边隔着饭桌厮打起来。要不是值星副官进来劝架，他俩准像一对公鸡斗架那样，互相把头发揪掉。他们的午饭没有吃完，就都各自散去。
他回到家来，像往常一样，事无巨细都向他老婆汇报，实际上这个丑女人一直是他的高参。
“精卫，你太不冷静了，有话可以憋在肚子里，何必这么明说，让蒋光头抓住把柄？你可小心他手下‘军统’的那个戴笠，说不定会打你的黑枪！”陈璧君连劝带说，她到梅花格子的文物架上抱来两个椰子壳儿，那里面盛着围棋的黑白子。她想哄着他玩玩，便提议：“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我陪你下一盘棋吧，给你解解闷儿，宽宽心。”
棋盘刚摆好，还没走几个子儿，就来了客人。
“白天我们刚见过面，在一块儿开会，晚上他又来干什么？”汪兆铭疑惑着说，他指的是周佛海，“这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不久就叛到国民党这边来，还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我有点瞧不起这号人，甚至还有点厌恶他……”“还是见见他吧，”陈璧君显示着足智多谋地说，“他来你如不见，怎么能刺探虚实呢？”
“对，还是太太高明。”
“请他们进来吧！茶水伺候。”陈璧君吩咐着仆人，下了这道指示。她把棋盘推开了，准备随她的丈夫一道参加会见，以便帮他出谋划策。
周佛海在门房第一传达室等了半个多小时，心里有些嘀咕，又有些不快。他不时在收发室里来回踱步，摇着他那戴着大眼镜、肉球般的脑袋。李大波心里很纳闷儿，周与汪同属“低调俱乐部”①的台柱，何以这样迟迟不见？正在他寻思的时候，汪的亲信秘书曾仲鸣快步地小跑着从里院出来，一鞠躬说：
“对不起，副总裁微有小恙，有些低烧，耽搁了，现在他已起床了，请您们进去吧。”
①“低调俱乐部”，是与“高调俱乐部”相对而言的，是指对日战争的两种论而言的。前者认为“战必败”，后者则主张“必须抗战”。
李大波跟在董道宁的后边，走进第一道院落。这是建筑在山坡上的一座石头宅第，花岗岩的房屋随坡而上，形成自然的楼房格局。虽然已是冬季，但山坡树木青翠，他们走进二层院沿石阶而上时，栖息在树上的鸟儿，似乎受了惊扰，发出一阵悦耳的鸣啭。
汪精卫穿着一件极薄的丝棉绸子对襟中式棉袄，在小客厅接见他们。陈璧君改了主意，躲在客厅旁的一间耳房里监听。
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