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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的斗争方式之一，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一些寓言故事，讽喻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其中的一篇名为《普鲁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鲁士的殖民地不列颠发出敕令，指责不列颠不向普鲁士输捐纳税，尽管普鲁士“在上一场战争中为保护这块殖民地和法国军队打过仗”，他肯定不列颠不应该反对普鲁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为这是模仿不列颠自己的作法而实行的，也是“从不列颠用于对待它自己的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国会法律，不列颠王公们的指示，以及两院的决议”中引用来的。文章见报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宾塞勋爵的家中。那天的邮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罗·怀特里德的朋友把报纸的内容浏览了一遍，告诉了那间房里的人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拿着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富兰克林正和勒·迪斯宾塞等人聊天的房间，说，“看吧，看这儿，这是你要的新闻！这儿是普鲁士王，向我们这个王国要求权利呢。”听了他的话，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兰克林也一样。接着，怀特里德读起那篇文章来，刚读了两三段，一位在场的先生说：“去他的厚颜无耻吧！我敢说下一趟邮差送来的报纸上就该登消息说，他正率领10万大军逼近前来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则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美洲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说完又继续读那篇文章，刚读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声。一位将军说：“这是公平的一击。”勒·迪斯宾塞勋爵则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了。富兰克林的一班英国朋友对他的讽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宾塞家中，富兰克林又开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们的话题转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当场便有人说，他认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动物寓言已被写尽了。富兰克林却说这方面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当下便写出了一篇鹰和猫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鸟中之王鹰，展翅盘旋在一家农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猫在那儿晒太阳。鹰错拿它当做一只老鼠，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带着它飞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猫转过身来，把爪子抓入鹰的胸脯。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张开鹰爪，想让猫掉下去，但猫不愿从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却抓得更紧了。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那只鹰发现必需将猫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狮的故事。第三篇说的是母牛和农夫：一群母牛长期以来为一个贪婪的农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农夫却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卖钱，但仍指望从母牛身上挤到牛奶。母牛被他的无理做法激怒了，决定将来它们互相吮干它们的奶。
这三篇寓言显然都是在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问题上犯错误。然而富兰克林那天在朋友们面前当场写出它们来倒真是开了个玩笑，因它们是早已写好了的，并且发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众广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唐森德条例被废除后，茶税仍然保留着。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纽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麻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