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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书特书！这场戏富有喜剧色彩。老嘎掌握了喜剧表演的要领，只要情节安排到位了，越是严肃认真地去演，其喜剧效果就越强烈。他从规定情境出发，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不故意耍噱头，严肃认真地讲课。对打搅讲课来求医的老农，以及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表现出真正的气急败坏。他的真实表演使这场戏取得了浓厚的喜剧效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间，许多学校的黑板上出现了马尾巴的图像，孩子们纷纷效仿孙子清，嘲笑老师。我们的宝贝儿子小嘎正在上中学，他更是得意忘形，在黑板上画马尾巴，还写上“马尾巴的功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虽然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犯有思想观念上的错误，但观众对演员的表演仍然十分喜爱，多年后，还一直戏呼老嘎“马尾巴的功能”或干脆简称“马尾巴”。
当时摄制组是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工作，一切听命于军宣队。讨论分镜头剧本也要集体表态，以军宣队点头为准，实在是十分可笑。军宣队哪里懂什么分镜头，却要在那里瞎指挥。创作人员也不得不违心地去适应。军宣队对生活作风更是过分要求，不管大事小事，鸡毛蒜皮，都要上纲上线批评，弄得大家战战兢兢唯恐出什么差错。有一次，几个演员在野地里抓到了一只八哥，十分喜爱，关在笼子里逗着玩。军宣队知道了，认为玩鸟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便让担任演员组长的老嘎去通知把鸟放掉。老嘎觉得玩玩鸟也没什么不可以，何必小题大做。但领导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就去告诉演员注意点，藏起来偷偷玩，别太张扬。哪知还是被军宣队看见了，就带着支部书记到演员组的房间里，亲自下令把八哥放掉了。这才算了了一件“大事”。
影片名叫《决裂》，这就是它的主题。表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决裂。拍摄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江西共大是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摄制组成员都满控热情地为体现这个主题进行创作，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影片放映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惊动了江青。江青立刻调片子去看，看了以后按照她的艺术标准给予了言过其实的肯定，要求各有关部门组织观看这部影片。“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批评《决裂》是反动影片，有政治背景，是江青操纵的，主要创作人员编剧胡春潮，导演李文化还为此遭受批判审查。其实，拍片时江青没有插手，只是看后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才大张旗鼓地宣传。老嘎认为这部影片只能说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特定时代的一个产物，有一定的错误，但不能说是反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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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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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老嘎来问琴我的态度，愿不愿意发展。我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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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在搞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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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我和老嘎结婚的日子是1955年8月27日。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都要庆贺纪念（特殊情况除外，比方说在文革、五七学校等）。特别是在40周年红宝石婚庆那一天，老嘎还陪我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买了一件红色双绉丝绸绣花的短袖衬衫。儿子为我们办了喜宴，邀请了亲朋好友共同饮酒欢聚。
45周年婚庆时，老嘎又为我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枚蓝宝石项坠，因为45周年名为蓝宝石婚。又和好朋友们欢聚。
但是回顾我们的婚礼，却是不愉快的。
那时我们已经相识相爱两年，正好他所在的摄制组（《平原游击队》）转移外景地路过北京，有几天停留。我们便决定在这几天内登记结婚。
1955年8月，全国都在继反胡风运动之后，发展为肃清反革命运动。我工作的单位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每天都在揪斗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常常是几天前还是革命同志，甚至是老革命，忽然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整个气氛紧张恐怖。我们却在这时登记结婚！
既然是地久天长，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什么不等运动过去以后再办呢！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置之度外搞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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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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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告诫，婚礼不能张扬，男女双方的亲友不能聚在一起，以防反革命串联。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雇辆三轮车到小西天电影剧团演员宿舍去了。老嘎在张罗新房，没有去接我，也没有人送我。他们都在揪斗反革命呢。我就一个人去了。
我小时候看见过各种婚礼。有穿着白色曳地长裙，披着婚纱，捧着鲜花，非常豪华的西式婚礼。也有头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在锣鼓唢呐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的传统婚礼。参加革命后，见过新人在宾客一片“苦啊，苦啊！”的叫声中当众亲吻的婚礼。当然，最近这些年，婚礼又回到了过去，迎亲的小轿车排成一长串，新娘又披上婚纱，捧着鲜花了。
我们的婚礼恐怕是最简陋的了。老嘎在剧团临时借了一间房，一张双人床。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抱过来，凑在一起，这就是洞房了。同事们把隔壁邻居的桌子、椅子借过来。他们凑份子，一人五角、一元，最多的两元。用这钱买了一张床单，买了糖果，恒大牌的纸烟。
早先，老嘎说鞋是最重要的，我们两人各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好朋友们送给我一条红绸裙，我做了一件泡泡纱的短袖衬衫，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一位好友送给我一副耳环，这是我唯一的首饰。老嘎穿的就是日常的衣服。老嘎的同事们来说说笑笑，吃一颗糖，抽一支烟，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便散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花烛之夜。
我当时的心情很压抑，彷徨无助。没有一丝做新娘的喜悦快乐。我们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在全体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居然有人结婚。你头脑中还有没有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如果你的对象是暗藏反革命，你怎么办？”这么多的反革命，我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我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又是银行经理。我的社会关系中还有点莫须有的问题，我是不是也会被划成反革命？
老嘎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家庭和历史，他是真的脑瓜子里缺少政治。我也从没有问过他的身世。也许正因为我们都缺少政治，才走到了一起。
几天以后，老嘎跟摄制组走了。房子和床退还了。我搬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集体宿舍，依然过着单身的日子。婚礼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凄凉酸楚的经历。
老嘎回来后，在剧团宿舍要了一间房，借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折叠椅。这样，我们便真正成家了。
我每天在西单剧本创作所上班。下班坐公交车到新街口下车，刚到站从车窗里便能看见他戴的那顶绒棉帽。看到那顶帽子，我心里就感到踏实。他每天都来接我。我俩从新街口步行到小西天宿舍。那时，这一段路还不通公交车呢。我们走到豁口，走过老城墙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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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相见，我趁机一个人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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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嘎认识的时候，还在电影学校（电影学院前身）编剧班学习。有一天，一位女同学琴问我，愿不愿意认识一位男同志。我感到有些意外，介绍男朋友？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嫁不出去了？那年我25岁，身边也还有爱慕追求者。不至于找不到婆家吧。
记得在我上初中时，也就十三四岁吧。五位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议论，看不起那些从学校毕业出去就结婚成为家庭妇女的女生。我们五个人写了一张协议，说谁先结婚就要罚请其他的几人吃鱼翅海参席，那时我们认为鱼翅海参就是最贵重的东西了。我们都认为早早结婚是没出息的。这份协议，人手一份。但经过动荡的年代，那纸协议早已不知去向。五位好朋友也各奔东西，知交半零落，直到几十年后才又联系上。
介绍人琴又对我说，那男同志原来和她在一个文工团，现在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很会演戏。人也很好，名叫葛存壮。我听说是演员，不大感兴趣。我有点传统观念，认为演员浮躁不可靠。琴就又说他不是演小生的，经常演老头和反派。你愿意的话，见一见，不愿再接触就拉倒。琴真是一位好心人，老嘎和我都没有托她，她完全出自好意。俗话说，成全一件好事，胜造七级浮屠。我俩都感激她。
我从小是被安徒生童话和《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陶冶长大的，喜欢浪漫情调。在我心里，爱情应该是一见钟情，或长期相处自然生情，把两人生拉硬拽到一起，那是对“爱情”的亵渎。但解放后，小资情调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而革命队伍好像很时兴介绍对象。这种做法和旧时封建的一套又有所不同。出于好奇和新鲜感，还有对琴的信任，我同意和老嘎见面。
那是在一天的晚饭后，老嘎在琴和另一位女同志陪同下来到我的宿舍。当时我们的学校刚刚兴办，还没有像样的校舍，暂时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一所旧王爷府里。前院有一间大课室，后院是四合院，男女生都住在这个小院里。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院子里热热闹闹的。老嘎进来没人留意。我和另外一女同学住一间大约七八平米大的房间。两张床，一张书桌，很简陋。他走进来，给我的感觉并不陌生。就像许多当时的青年一样普普通通，看上去还顺眼，也较沉稳。我们刚交谈了几句话，琴她们便出去了。我觉得很别扭，大家在一起聊聊应该更自然一些。说来也巧，一位王姓男同学在长影认识老嘎，他没察觉什么异样，热情地进来和老嘎聊天，我就趁机一个人溜走了。你说可笑不？人家在那儿“相亲”，“红娘”都识相地回避了，他却来插一杠子。真是一个很好的小品素材。
我跑到前院和同学们一块打乒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