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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旁边分别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坎肩上印着“FBI”几个字母，玛丽惊恐万状地看着默德被两个FBI带走，默德回了一下头，然后被旁边两个人使劲推搡着，默德踉踉跄跄地走出门，从玛丽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离开房门大约两分钟，玛丽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前一看，房子前的院子外停着几辆警车，旋转着的警灯一闪一闪地发出危险的信号，然后，默德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走向警车，等他们刚刚进入到车内，警车门被“嘭”的一声关上，紧接着一声紧过一声的警报声尖厉地响起来，撕裂着宁静的夜晚，路旁的感应灯骤然亮起来，远近被惊醒的人们的窗口露出白色的灯光。玛丽第一次在那样地声音中心惊肉跳，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袖口，用嘴巴狠命地咬住上衣袖口。警报声从她窗下发出，然后由近及远，一闪一闪的警灯被拐角的房子挡住了，声音也由弱到强，最后完全消失。玛丽在房子里的窗台前呆立了半个小时，直直地望着警车远去的方向，直到她感觉两手发凉，双脚发麻。她才挪动着步子打开房灯，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玛丽没有躺下，她坐在床上，把背紧紧地贴在靠背上，把被子堆在胸前，四周恢复宁静，风把她掀开的白色窗帘摇动着，她感觉眼前还是晃动的几个黑影，以及默德被反绑着的双手和他跌跌撞撞的背影。玛丽瞪着眼，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天亮。
默德被怀疑是恐怖分子。这个消息是如何被人发现和泄露的，玛丽无从知道，她甚至怀疑是那晚在酒吧里三个骚扰她的白人，是他们对默德的陷害，这个想法一旦出现在她的脑海，就深深地折磨着她，她决定帮助这个对她不知是祸是福的中东男人。她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给默德找一个律师，为他辩护。玛丽开始给各大律师打电话，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案子，因为这个罪名的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被很多人所憎恨的，无论从政治和道德上来讲，都绝对孤立的。就在玛丽想放弃的时候，终于有人愿意替默德辩护，但是他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作为代价，玛丽没有机会见到默德，这个城市没有和她有多深交情的人，更没有和默德有多深交情的人，所以几乎没有可以帮助默德的其他人了。
默德一下子消失了，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别墅很快被“FBI”封掉不能住了。
玛丽只好回到学校的公寓，她在公寓的床上躺了两天，饿了就打电话上订购批萨，渴了就在水龙头上咕咚咕咚地喝上几口。她想给杨毅杰打电话，可她觉得实在没有什么颜面告诉他自己和默德的故事。
当玛丽鼓起勇气跑到警察局打听默德的事情的时候，她只听说默德已经被递解出境了，具体到什么地方无从知道，所以默德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有办法解救得了默德。
玛丽没有丝毫办法，那个与她在一起度过一段奢华时光的中东男人，在她的世界中就此消失。她不断地问自己，我究竟该何去何从？玛丽看看自己的钱包，她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以用来订批萨了。
经历风雨后的玛丽多少有点小彻小悟了，她决定自力更生。
玛丽找了家保险公司决定去卖保险，因为这种工作对人的要求不高，街头的大妈都可以做，时间上也不是很固定，这样既可以挣钱，又可以上学。玛丽把自己的烟控制在一天半包的量上，健身中心的活动玛丽现在是彻底放弃了，但是每周一次的SPA是不能节省的，每天一粒排毒养颜胶囊是不能少的，香奈尔香水瓶眼看就见底了，兰寇彩妆玛丽整整用了一年，也快断用没了。这些东西是不能少的，哪怕每天三餐吃面包喝自来水，但是这些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是一定要及时补充的，玛丽还是这么认为。
玛丽尝试了一周，终于成功地换下丝质长裙，和高跟鞋，套上运动衫和牛仔裤，挎上好几年没有挎过的背包，背包里面是保险推销单。她最先站在街头活动，但是这种低要求的工作，跟站在街头发传单一样，人们当你可有可无，也有的冲着你的脸蛋或者胸脯赏你一个笑脸，然后就快步走开了。耐烦听你解释的人，要么是60岁以上的那些无事可做孤独的老人，要么就是躺在垃圾桶旁边流涎口水的流浪汉。好不容易进到一栋公寓楼，一个一个地敲着房门，从门口的孔里露出各种各样的脸，要么被进入更年期的老女人对年轻女子的那种仇恨表现成恶毒的眼光伴随恶毒的语言：再按门铃我就报警啦！要么被不怀好意的单身男人直勾勾地打量吓得扭头就走。因为听多莉丝说这种人是暴露狂，他们说不定会冷不防拉开裹在外面的大衣露出他们焦虑的男性特征，或者让你永远消失在一间小屋中，这些都有可能。在三天的时间里面，玛丽一份保险都没有卖出去，她的耐心早就消失殆尽了。第四天的早上，她一把扔掉那些保险宣传单，白的花的纸片在阳台上打转然后散落在楼下和房间内。这不是人干的活，或者说不是她玛丽干的活，玛丽懊恼地想。
玛丽百无聊赖地在学生公寓里又待了一周，一天半夜，玛丽又一次醒过来，她拿起报纸，在上面勾画了几个华人公司。第二天起床后，玛丽翻出报纸上自己画线的公司，按照报纸的电话确认面试地点和时间。
玛丽到了旅行社当职员，旅行社名叫“环球旅行社”，老板是香港人，专做华人的生意。旅行社一共四个人，两个股东，玛丽和另外一个从刚中国技术移民过来的浙江人。这里就是有一个怪现象，华人欺负华人，也就是讲粤语的欺负讲普通话的，香港老板专门欺负大陆来的，如果你不会讲粤语，尤其刚到美国的，英语又不好，碰到香港老板那就倒霉了，而且在香港老板手里做事，工时长，工资也不高。所以那个浙江人成天见不到老板的好脸色，尽干一些跑腿受气的事情。香港老板对玛丽倒很好，语气温和得很，也对她照顾得很周到。香港老板40多岁，秃顶，矮胖，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在这里有个台湾女人，老板开旅行社实际是这个女人的资金，所以，香港老板对他的台湾女人言听计从。那女人把玛丽盯得很紧，天天不辞辛劳地往旅行社跑。漂亮的单身女孩总是这些女人的仇敌。玛丽其实也就是每天在座位前亮亮相，有人到公司来的时候，她只需要陪同他们转转就可以了，如果是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来的，玛丽就操一口流利的台湾普通话，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她又回到她的母语———北京味的普通话上去。这样的工作玛丽做得得心应手，香港老板很满意，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旅行社里的所有人都不在，玛丽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香港老板满嘴酒气地走进来，走在玛丽的对面和玛丽闲聊起来，一时忘形，拉着玛丽放在桌子上的手说：
“玛丽，干得好，我肯定给你分股份，以后，咱们都是老板啦。”老板边说边摩挲着玛丽肉嘟嘟的粉嫩的小手。就在这时候，台湾女人甩着手提包出现在门口，玛丽用眼角扫描到门口台湾女人的眼在喷火，老板着电似的缩回手，干笑着说他不需要工作汇报。老板和台湾女人一前一后地离开了，玛丽看着老板耷拉着脑袋，她觉得很好笑。
第二天，香港老板把当月的工钱交给玛丽，说旅行社需要裁员，旅行社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很重要等一大堆话，两个股东是忙得分不清东南西北，浙江人老罗移民来了一家子，老婆孩子需要照料，怎么着也不能让他回家。绕了一个大圈后，老板又直接说：
“没办法，玛丽，你看是不是先回家休息几天，等公司业务好点了，再回来？”
其实是老板的台湾女人终于爆发了她潜藏多日的嫉妒之火，她无法容忍玛丽在秃顶老板的办公室出现，这无疑是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引爆这间小小的旅行社办公室。她必须充当排雷手，把玛丽扫地出门，招募一个女孩子是很容易的事情，台湾女人决定亲自上阵，或者找一个比较保险一些的女孩也行。
玛丽抱着自己的箱子，头也没回地走出旅行社的大门，没走多远，玛丽就碰到浙江人老罗，老罗很少和玛丽讲话，当看到玛丽不干的时候，他劝玛丽到白人的公司去：
“你看你年轻漂亮，英文又这么好，白人公司工资高，哪像我，像个哑巴。”老罗还说他也很快就要离开环球旅行社了，他的浙江老乡在这里做服装生意，他可以到那边去帮忙。浙江人就是这样团结，到哪里都可以打成一团。
玛丽谢过老罗，互相留了电话号码，然后就告辞了。玛丽回到那个小公寓，她已经没有钱再继续上学了，在她工作期间，没有完成教授们规定的论文和考试，也超额完成学校规定的缺课范围，警告通知邮件在玛丽的邮箱里都堆好几回了。玛丽还在环球旅行社的那几天，她已经被学校通知退学了。玛丽很理解学校的做法，她微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办完所有离校手续，她很坦然地接受这个决定，她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只是这所公寓还维系着她和学校的一点关系。走出大学的校门，玛丽反觉得一身轻松：早就不愿意在学校呆，早点离开意味着彻底自由。
玛丽再次回到舞厅。舞池很大，四面都是舞台，很多人在深夜不归，流连在这里。玛丽看到正面舞台上有一面宽宽的玻璃墙，有很多女孩在玻璃墙后面跳舞，里面有很亮的灯光，灯光打在她们身上，从玻璃墙外面看到的就是她们的身体的黑色影子。姑娘们边舞蹈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掉甩在地上，玻璃墙壁上是她们丰满的身体曲线，随着音乐在弯曲，在扭动。舞台下的人目睹这她们的表演，都疯狂地舞蹈起来，舞曲声配合人们的激情，一浪高一浪。在另一个舞台上，一个硕大的透明玻璃杯中盛着啤酒和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