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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
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
〃以前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把义幺带走了！为了要把我推向进行运动的境地，'是处置义幺呢……是处置义幺呢？还是附加一些交换条件还回去呢？'也就是拐骗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腻烦了……半路上又腻烦了，于是就乘新干线回去了！把义幺扔在车站里！半道上腻烦了，他是这么说的。〃到对面与我们交往不深的人家，请年轻主妇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东京车站。妻子担心如果是宇波君把义幺还回来，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会出手伤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站台里到处找义幺。我的内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补跑垒员记录》的那段描写一样。十点之后，在人影稀少的新干线〃精灵〃号站台上，我们发现了义幺。他整个身体躲在卖店旁边的洼坑儿里，靠在柜台边上，平静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轨道上的雪。裤子湿湿的，一双长筒靴积满了尿。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义幺依然是没有什么感慨，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身上的紧张和担心消散了，变成平时那个软体动物，红光从眼睛扩散开。我们坐上出租车，夜里，雪开始堆积起来，义幺穿上新买的裤子和长筒靴，我对着被尿湿的旧靴子呕吐，发出愤怒的叫声。像上面写到的那样，在我们找义幺的时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对我们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蹲监狱〃了，我像往常贫血时那样，已吐得软弱无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