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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耳边。我就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赶快回去！我得赶快回到我儿子身边！”于是，我跳上了那个瓶盖，伸出双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的划，直到我看到那个翘首盼望我回来的小小身影。只要我知道，凯尔在声音的另一端，我死都会赶回来。然而，同时我也知道，我离我儿子非常遥远，时不时就会灵魂出窍，神游各处，不能常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会感到非常难过。我不想让凯尔把我看成疯子——那个原本应该陪他在门廊上玩耍的父亲，这会儿却躲藏在阁楼里，扯起嗓门不知嚎叫什么。我要当一个在门廊上陪儿子玩耍的父亲。
各位知道，全世界哪一样东西最让我感到恐惧和痛苦吗？我最怕的，倒不是凯尔会把我当成疯子，也不是瑞琪不再爱我，更不是我会回到精神病院。我最怕的是一柄耙子。我管它叫“否认的耙子”。从我四五岁开始，这柄耙子就一直扒着、刮着我的身体，日日夜夜发出阴森可怖的声音。它逼迫我否认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否认我的亲人曾经伤害我，否认我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人。
这些年来，我只顾伸出双手捂住耳朵，厉声尖叫，试图掩着这柄耙子发出的叫声。最近我才开始察觉，是我自己的手握住耙子，是我自己的喉咙发出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
谢天谢地，我终于放下了这柄耙子，感觉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已习惯手里握着它。有时我会忍不住想把它检起来，重新握在手上，但我已下定决心，这一辈子不再碰它。渐渐地、慢慢地，我开始接受和了解我究竟是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终于跟我自己——或者我应该说，跟很多个自己——重新连接在一起。
我的生活虽然不算安逸，但也还不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值得向各位报告的是，最近我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有如倒吃甘蔗一般。今天早晨我还告诉瑞琪，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我没感到情绪低落了。
各位知道吗？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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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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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发表那场演讲后，我们家又经历了一些事情。凯尔渐渐长大了——大到不再能够跟他爸爸玩“太空中的醉鬼”游戏了。这让我感到有点伤心。他现在读五年级了，开始对女孩子发生兴趣，但每天放学回家，他依旧兴致勃勃，指挥他手下那群玩具兵，进行一场连巴顿将军都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战争游戏。
凯尔现在知道他父亲具有多重人格，而且，每一个分身都有各自的名字，但直到今天，凯尔还没跟他们交谈过。几个月前，我又到得克萨斯州一趟。这回我们坦然告诉凯尔，我是去一家医院接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治疗。凯尔的反应让我们松了口气。最近这阵子，每次我的一个分身突然冒出来，凯尔依旧会感到有点紧张，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上个星期，他甚至告诉我，我们在吃饼干或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我突然“灵魂出窍”，开始神游，我不必担心他会受到惊吓。他向我保证，尽管他心里会有一点点害怕，但他会鼓起勇气面对我的分身转换，因为他知道我迟早会回来的。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敢告诉我这一点。我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瑞琪辞掉了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照顾我和我那群伙伴，帮助我写作这本书。我们常常到郊外远足，手牵手，一面观赏大自然风光，一面谈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9世纪法国画家洛特雷克、马克·吐温小说中的顽童哈克贝利、美国法律哲学家霍姆斯的著作、贝多芬和披头士乐队。瑞琪教尘儿和喜儿包墨西哥粽子。喜儿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分身，因此在这本书中我没提到她。晚上睡觉前，瑞琪会朗读一本故事书，给愿意听她讲故事从的分身们听。熄灯后，整个房间就只剩下我们夫妻两人，携手遨游在人间天堂夏威夷毛伊岛的芒果园中。
自从放下“否认的耙子”后，我就可以腾出双手，拿起其他比较有用的工具，帮助我治疗我的疾病。我学会让自己停留在“现在”，不再退缩回“过去”中，我学会表现愤怒，感受哀伤。每周两次，我带着我那群伙伴到珍娜的诊所走一趟，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新工具。我们是一群学员，学习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当然，学习任何技艺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终于修完博士课程，如今我可是一位正式的心理学博士了。我非常珍惜这个头衔。它赋予我一项新职责，要求我尽我所能帮助其他患DID的人。
对很多人来说患DID是一件非常孤独、寂寞的事。如果这本书能够传送到跟我一样有受虐经历的人手中，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寂，那么我就算完成了第一桩心愿。
一个令人哀伤的事实是：患DID的人，平均得待在精神病院7 年，才会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再被误诊，接受不适当的治疗，只是因为一般的临床医生根本察觉不出DID特有的症状。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给现在和未来的临床医生一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DID的特征，那么，我的第二桩心愿就算达到了。
临床医生和每一个生活受到DID影响的人，都必须认识“记忆”的虚幻本质，因为记忆——或缺乏记忆——是构成这种病症的一大要素。我们人类的心灵就像一只炖锅，不停地接受许多厨师放进的原料，而这些厨师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姊妹、亲戚、邻居、老师、同学、陌生人、熟人、收音机、电视、电影和书籍。学习和记忆掺混在一起，煮成一道菜肴。我们手里拿着一只汤匙搅拌它，而这只汤匙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不断改变形状。在这锅奇异的、不断变形的神经炖肉中，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记忆都保持精确的。
然而，就算我们接受记忆那无比复杂的、印象主义式的本质，我们也必须认识．那些一再经历、感受到足以损害他们身心健康和生活的记忆的人，绝不是无病呻吟，尽管他们的记忆的明晰度和可信度值得急诊和探讨。
我们必须了解，那些儿时遭受过虐待的人，尤其是经历过乱伦事件的人，几乎都怀抱着深沉的、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耻辱感，而这种感觉绝不是单靠挖掘记忆、面对心灵创伤所能够缓解的。光靠回忆是不够的。同样的，单凭归罪于别人，或宽恕我们认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恢复完整，让我们心里感到平安。这个目标的最终达到，必须通过谅解、接受和自我的重建。
现阶段仍有不少人质疑DID诊断的效果。事实是，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DID被归为单独的一类，因为就像其他精神病症，我们社会有一群人显现出一组特殊的、明显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并不是任何其他诊断所能解释的。
我们确实可能由外界诱发DID症状。可悲的是，在不胜任或未受过严格训练的治疗专家摆布下，有些病人正是如此。我们也能够模仿DID症状，而确实有少数病人，为了某种个人利益曾经这么做过。我们不妨让前者作为一个参照物，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接受过的治疗的真相，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我们的治疗。别忘了，每次看医生我们都得冒一些风险。
至于后者，各位不妨想一想“狼来了”的故事。那个男孩扯起嗓门大叫狼来了，提供虚假的信息，让大家虚惊一场，但这并不表示世界上并没有狼这种动物存在。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有狼——到现在还有。假如当初大家愿意面对一个真正重要的事实：这个男孩哭着喊狼来了。这则寓言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会有人否认DID存在。他们的说法就像一根引火的木柴，肯定会在那些好逞口舌之利的人中激发一场争辩。我欢迎这场辩论，因为它能让我证明一些事情。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讲完这另一件事，我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各位还记得小时候在故事书中读到的那群海盗吗？记不记得黑胡子、朗·约翰·西尔弗和他们手下那帮兄弟？唔，他们以为死人不会泄露秘密。他们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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