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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毫不含糊的或者简单的了。
无论如何，这种徒劳的做法（我是指对观念表左手一边感兴趣）确实还在继续着。当我写《研究的逻辑》一书时，我想追求词的意义的做法即将结束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种做法当时正获得发展势头。哲学的任务越来越被广泛地描述为同意义打交道，而且这主要是指词的意义。没有人认真怀疑过这种被不言而喻地接受的教条：一个陈述的意义，至少在其极其明确而不含糊的表述中，取决于它的词的意义（或者是它的词的意义的函数）。这对于英国语言分析家以及那些追随卡尔纳普坚持哲学的任务是“阐明概念”，即概念精确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同样都是对的。但是几乎不存在“阐明”或者“已阐明”的概念或“精确的”概念这类东西。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使我们的意义更明晰（如果需要更明晰的话），或使它更精确（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根据我的现诫，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是：任何增加明晰性或精确性的行为都必须是特设的或是“逐步的”。如果因为缺乏明晰性而产生了误解，就不要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更坚固的基础，借以树立一个更精确的“概念框架”，而是要特设性地重新表述你的表述，以避免那些已经产生的或你能够预知的误解。要永远记住总会有一些人误解你的，因此你不能说你不会被误解。如果需要更大的精确性，那么这种精确性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要尽全力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不要试图预先使你的概念或表述更精确，幻想这样将会为你提供一个将来使用的武器库去解决尚未出现的问题。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理论的演变可能绕过你的一切努力。将来所需要的智力武器可能完全不同于人们现有的那些。例如，几乎可以肯定在爱因斯坦的问题（运动着的物体在电动力学中的不对称）发现以前，试图使同时性概念更精确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爱因斯坦的“分析”。（不应当认为我同意那种仍然流行的观点，即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操作分析”的一个成就。情况并不是这样。参见我的《开放社会》［1957（h）］以及以后各版第Ⅱ卷第20页。）
这种当出现需要时处理明晰性或精确性问题的特设方法可称为“透析”，以便把它与分析区别开来：与认为指语言分析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或创造供将来使用的一整套武器的观念区别开来。透析不能解决问题。它不可能比定义或阐明或语言分析做更多的事，问题只能借助新的观念来解决。但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可能要求：为了眼前的目的而特设性地作出新的区分。
这一大段离题话使我离开了我的主要故事，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无尽的探索8．关键性的一年
8．关键性的一年
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阴，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你不得不专心。后来，当一个讲师正在惹人厌烦时，你就可以想入非非了。）学校里只有一个科目，我们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这门科目就是数学，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亲戚）。然而，当我病了两个多月之后返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数学课也是如此。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离开学校。
奥地利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饥谨，维也纳的饥谨骚乱，以及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常常为人们所描述。它们摧毁了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了时冷时热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告终，而这一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过16岁，革命激励我进行自己的个人革命，1918年未，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高中毕业考试”），直到1922年我才成为一名有学籍的学生。那里没有奖学金，但是入大学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听任何一门课程。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不仅是政治动乱。在宣告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之际，当士兵们开始向聚集在通向议会大楼台阶顶上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开枪射击时，我离得很近，近得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这种经历导致我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那时候缺吃少穿，大多数人只买得起适合民用的被丢弃的军服。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职业问题——没有职业（也许除了银行里的工作外；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要在商界找一个职业的念头）。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那时有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两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即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是三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被纳粹党吸收）以及一个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党（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天主教多数派），虽然这个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却自称为“基督教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学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中学生）的会员，而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也出席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讲演人有时属于社会民主党，有时属于共产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那时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们全都正确地详细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共产党人声称他们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结束战争证明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和平主义。他们说，他们首先维护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时刻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昂特曾经告诉过我有关他们的情况。但是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着魔状态。使我首先转而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并且很快导致我完全脱离历史决定论的事件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发生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动，企图帮助一些被关在维也纳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惊。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对这场悲剧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在原则上。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它的论点是：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见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仅有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我也在这个理论中以及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我克制了这一点——部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出自对‘享业”的忠诚，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我看到了这种机制怎样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共产党朋友们身上奏效。而且这一经验使我能够理解后来的许多事情，否则，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会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条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念。这种反应首先使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导致我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如同我后来发现的，这是一个失望的历史决定论者的一种典型反应。）
在我满17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我认识到这种信念的教条的性质及其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