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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以及一些《法律篇》，基于我中学时代起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希腊思想家》。我的新西兰朋友对这些段落的不良反应结果产生了《柏拉图的咒语》以及《开放社会》。它使我回过头来研究史料，因为我要为我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证据。我非常深入细致地重读柏拉图；我阅读狄尔斯、格罗特（我发现他们的观点与我基本相同）以及当代其他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全部参考书目载于《开放社会》中。）我读的书主要是在新西兰能够找到的那些书：在战争期间不可能从海外进口书籍供我所用。由于这些或其他的原因，我不可能得到例如洛伊勃版的《理想国》（肖富的译本），尽管该书第二卷1935年已发表，我在战后才找到。这是极大的憾事，因为它是最好的译本，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可得到的译本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我只好借助于亚当斯的令人费解的版本，开始自己动手翻译，尽管我的希腊语十分贫乏，我试图借助于从奥地利带来的一本学校用的希腊语法来改进我的希腊语。其结果除了我在这些译文上花费大量时间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以前就发现，如果我要用有适当说服力的英语来弄清一个有意义的思想的话，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写拉丁语译文，甚至德语译文。我被指责说我的译文有偏见，的确，我的译文有偏见，但是没有偏见的柏拉图著作译本是没有的，而且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肖雷的译本是少数没有大量偏见的译本之一，因为他接受柏拉图的政治主张，而我在差不多相同的意义上摈弃这些政治主张。
我把《贫困》寄给《心》杂志，但被拒绝了；而在1943年2月完成《开放社会》（重写过许多次）后不久，我把它寄往英国出版。这本书是在尴尬的处境中写成的；藏书受极大限制，我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能够得到的任何书籍。我有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大学当局不仅不予支持，而且试图积极地给我制造困难。他们告诉我说，我待在新西兰时应该明智地不要发表任何东西，花费在研究上的任何时间都是从当一个讲师（我挣的是讲师的薪金）的工作时间中偷窃来的。如此处境，没有我在新西兰的朋友们在道义上的支持，我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在这些情况下收到我手稿的那些英国朋友的反应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许多个月毫无回音；后来他们没有把手稿送交出版者，反而向一个著名权威征求意见，那位权威判决这本书由于对亚里士多德（不是对柏拉图）不敬，不宜送交出版者。
差不多过了一年，当我不知所措和情绪低落时，我偶然得到了我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在英国的地址，在战争期间我同他失去了联系。他同极为慷慨地提供帮助的哈耶克（由于我一生中只见过他几次而不敢麻烦他）一起，找到了一个出版者。他们俩写到这本书时是极为赞赏的。我如释重负。我感到他们两人救了我的命，而且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无尽的探索25．在新西兰的其他工作
25．在新西兰的其他工作
这不是我在新西兰惟一的工作。我也对逻辑作了一些研究——事实上我自己发明了现在称为“自然演绎”的东西——并且我就科学发现的逻辑做了许多工作和许多讲演，包括科学史的工作在内。这后一项工作主要是将我关于发现的逻辑思想应用于实际的发现；但是我也试图使自己弄清错误理论的巨大历史意义，例如巴门尼德的美满世界的理论。
在新西兰，我为新西兰皇家学会克里斯特彻奇分会和达尼丁的医学院开了非归纳主义科学方法课程。这些课是由艾克尔斯教授（后为约翰爵士）倡议的。我在克里斯特彻奇的最后两年为坎特伯雷大学学院科学系的师生作了午餐时间演讲。所有这一切都是艰苦的工作（今天我不能想象我是如何做了这项工作的），但极为愉快。近年来，我在世界各地遇到了以前听过这些课的科学家，他们使我相信我曾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其中有些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尽管大学当局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敌视态度，但我很喜欢新西兰，并且准备永远呆在那里。早在1945年，我就收到了悉尼大学的邀请。接着澳大利亚有家报纸批评了任命一个外国人，还引起了国会的质询。于是我打电报表示谢意，谢绝了邀请。不久——战争在欧洲处于最后阶段——我收到哈耶克签署的一份电报，建议我去担任伦敦大学讲师，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并感谢我把《贫困》一稿送交《经济学》杂志，他是该杂志的代理编辑。我感到哈耶克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从那时起我就急着要离开新西兰了。
无尽的探索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当我们离开新西兰时，到处仍是战时环境，我们的船奉命绕合恩角航行。这是美丽得难以置信、难以忘怀的景色。1946年初我们到达英国，我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
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中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构。学院小得全体教职员彼此都认识。教职员虽然少，但都是卓越的，学生也是如此。许多学生——班级比我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热情、成熟、鉴赏力极高。他们对教师是一个挑战。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前皇家诲军的正规军官约翰·沃特金斯，现在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继承人。
我从新西兰带回来许多留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是纯逻辑的，部分是方法问题，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而现在我是在一所社会科学学校中，我感到要求我——暂时——优先考虑社会科学方法问题，而不是自然科学方法问题。然而社会科学从来不曾对我有如同理论自然科学那样的吸引力。事实上，对我有吸引力的惟一理论社会科学是经济学。但是像我以前的许多人一样，使我感兴趣的是从它们的方法的观点来比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贫困》中已做的工作的继续。
我在《贫困》中已讨论的一个思想是预见对被预见事件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因为神谕在导致实现其预言的一连串事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提出的，很奇怪他们看不见这有趣的事实，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病人做的梦本身往往带有心理分析学家理论的色彩。弗洛伊德称它们为“强制性梦境”。）我一度认为俄狄浦斯效应的存在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了开来。但在生物学中——甚至在分子生物学中——期望在引起被期望的东西中往往也起作用。无论如何，我对这个效应可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区分的标志这种想法作了反驳，这是我的论文《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的萌芽。
然而这需要时间。在我回到欧洲后的第一篇论文是由于非常好心地邀请我一个专题学术讨论会（1946年7月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研究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联合会议）上的发言而产生的：“为什么逻辑和算术的演算可应用于实在？”。这是一个有趣的聚会，我受到英国哲学家，尤其是赖尔非常友好的接待，而且他们有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我的《开放社会》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超出我的预料以外；甚至一位不喜欢这本书的柏拉图主义者也评论这本书“思想丰富”，说“几乎每一个句子都要让我们想一想”——这当然比轻易的赞同更使我高兴。
然而无庸置疑，我的思想方法。我的兴趣以及我的问题，同许多英国哲学家是完全情不投、意不合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在某些场合，也许是我对科学的兴趣；在其他场合，也许是我对实证主义、对语言哲学的批判态度。这使我同维特根斯坦发生了冲突，对于这场冲突我听到过各种各样荒谬的报告。
在1946－1947学年初，我接到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干事的邀请书，我被邀请宣读一篇关于“哲学困惑”的论文。当然很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提法，在这种提法后面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点：哲学中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有语言上的困惑。因为这个论点是我最讨厌的，我决定谈谈“有哲学问题吗？”。我在论文（1946年10月26日在国王学院R·B·布雷恩怀特的房间里宣读）开头，对干事邀请我宣读一篇“谈谈某个哲学困惑”的论文表示惊讶；我指出不管是谁写的邀请书，他通过暗中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不知不觉地在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引起的争端上站到了一边去。
我毋需说，这不过是我的论题的一个挑战性的、并且有点轻松愉快的开场白。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跳起来大声地并且我认为是愤怒地说：“干事所做的正是我告诉他要做的。他按照我的指示办事。”我毫不理睬，继续说下去；但是至少听众中某些维特根斯坦的敬慕者终于注意到了这一点，结果也把我的评论（一句笑话）当作是对干事的严重抱怨。可怜的干事本人也这样，正如会议记录本表明的那样，他在其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加上一条脚注：“这是俱乐部的邀请方式。”
然而我继续往下说，如果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我就肯定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事实是，许多人，或许是所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对许多或许所有哲学问题采取了靠不住的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为成为一个哲学家提供了惟一的证明。维特根斯坦又跳起来打断我，大谈困惑和不存在哲学问题。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时刻，我打断了他，提出了一份我已准备好的哲学问题清单，例如：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认识事物吗？我们通过归纳获得我们的知识吗？维特根斯坦把这些问题作为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