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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冯·韦伯恩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并且是一个朴素的、讨人喜爱的人。但他却是在自我表现的哲学学说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不怀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写他的《乐队曲》的：他仅仅听到了传入耳中的声音，他就把它们写下来；当声音不再传来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对他的乐曲的最简要的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够怀疑他的心地纯洁，但是在他朴实的乐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乐。
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雄心也许有点意义；这种雄心可能确实有助于创造一部伟大作品，尽管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我认为，时髦在艺术中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明显的：那些不仅是自己的艺术领域的大师，而且具有独创性天赋的极少数艺术家很少急于赶时髦，并且决不想做时髦的领袖。不管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莫扎特、舒伯特，在音乐方面都没有创造新的时髦或“风格”。然而，有一个人这样做了，这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乐家——而创意曲的独创性却比伟大的大师要差、这对于所有的时髦都是适用的，包括原始主义的时髦——虽然原始主义也许部分是以对简单性的偏爱为动机的，而且叔本华有一段极为明智的评论（虽然也许不是他最独创的一段）：“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简单性，尤其是我们在伟大的作曲家的主题中发现的那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例如《闺房》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但莫扎特仍然能够骄傲地回答约瑟夫皇帝，乐曲中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
但是虽然时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的风格可能出现，我们还是应该蔑视赶时髦的企图。这应该是明显的：“现代派”——那种牺牲一切代价都要标新立异，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要写出“未来的艺术作品”（瓦格纳一篇论文的标题）的愿望——与艺术家应当重视并且应当努力创造的事情毫不相干。
艺术中的历史决定论恰恰是一个错误。但是人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学中，人们也听到哲学探讨的新风格，或者“新键的哲学”——仿佛重要的是琴键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键的新旧。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某个试图说出一些新东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我真正要指责的是许多“现代派”喜乐家，他们不热爱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非凡的作品，也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
无尽的探索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讨论。
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短暂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工作。（没有失业救济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有时辅导美国学生外。）但我们热心于学校的改革，热心于学习——即使我们教育无人照管的儿童的经验使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我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美国（约翰·杜威）和德国（乔治·凯尔欣斯坦纳）。
从个人的和智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学院的这些年对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学，并且是我工作的最严格的鉴定人之一。从那时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样努力发奋。确实，如果没有她，我的许多工作是决不会完成的。
我在教育专科学院的这些年进行了研究、阅读和写作——但是没有发表。那是我（非正式）学校教学的最初几年。在这几年中，我始终为一组同学举办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很好，尽管在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们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岛度假时进行的。在学院里，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却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尔·布勒那里得益匪浅。（虽然教育专科学院的学生们都去听他讲课，但他却不在这个学院里教课，也不在那里任职。）
我除了给讨论会上课外，还要非正式地为我的同学应付我们必须进行的无数次考试中的一些考试作准备。其中心理学考试是由布勒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这是他曾考核过的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批学生。那时布勒刚受聘来维也纳讲授心理学，而就在那时，他的《儿童的智力发展》一书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之一。对我的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语言的三个水平或三种功能的理论（上面注「78」已提及：表达功能（Kundgabefunktion）符号功能或发放功能（Auslosefunktion），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他解释说：那两个较低水平的功能对于人类和动物语言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总是存在的，而第三个功能则仅仅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并且有时甚至在人类语言中（如在感叹语中）也不存在。
由于许多原因，这个理论对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观点，即认为艺术是自我表现的理论是空洞的。它导致我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艺术是“交往”（即发放）的理论同样是空洞的，因为这两种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甚至在动物的语言中。它导致我坚定了我的“客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它导致我——几年以后——以我所称的论证功能去补充布勒的三种功能。我认为语言的论证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我把论证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维的基础。
在教育专科学院的第二年，由卡尔·波拉尼介绍我结识了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教授。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是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儿子（提奥多·贡佩尔茨是《希腊思想家》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朋友和译者）。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腊学者，并且对认识论也极感兴趣。他是我仅遇到过的第二位专业哲学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学的哲学教师。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了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汉诺威人，我的一位远亲，是列奥纳德·纳尔逊的学生），后来他成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哲学和社会学教师；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
像列奥纳德·纳尔逊一样，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之间进行的讨论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的争论一半是集中在我对马克思的批评上，另一半则是关于认识论的，主要是康德的所谓“超验演绎”（我认为它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他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法，以及纳尔逊的《论认识论的不可能性》。我们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26年一直持续到1956年，在他于1960年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接近一致的看法。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海国里希·贡佩尔茨对我总是很耐心。他以尖刻和挖苦闻名，可是我却从未碰到过。虽然在谈到他的一些知名的同事，如布伦塔诺和马赫等人物的故事时，他可能是最诙谐的。他不时地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并让我发表看法。通常我给他看我的部分手稿，但他很少发表评论。他决不对我不得不说的看法进行批评，但他却常常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对我自己的论题有影响的有关论点、书籍和文章上。直到若干年后，我把我第一本书的手稿（仍未发表，见下面第16节）给他时，他才表明他发现我所说的是重要的。后来（1932年12月），他给我写了一封高度评价我那本书的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对我所写的作品如此高度评价的信。
我读了他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就它们的历史方法来说是杰出的：他能够把一个历史问题探究到底，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胡塞尔并且（在谈话中）一直到奥托·韦宁格，他本人认识韦宁格，并认为他几乎是一个天才。我们在心理分析方面看法不一致。这时他相信心理分析，并且在《意象》上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与贡佩尔茨讨论的问题是知识心理学或发现心理学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把这些问题换成发现的逻辑问题。我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任何心理学方法，包括贡佩尔茨的心理学主义。
贡佩尔茨自己曾批判过心理学主义——只是后来才陷入心理学主义。主要是在和他的讨论中，我开始强调我的实在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认识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开始确信，如果我们要论证这一点，而又不跌进心理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