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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说，打破市场壁垒，鼓励资源的流动和集中，是市场国家化与市场全球化共同的要求，因此不平衡发展也是它们共有的现象。好在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还有重要差别。这主要表现在国家仍有调控职能，主要是两条：一，可以让贫困地区的人跑到富裕地区去打工。尽管都市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国家政策的导向仍然是不容许有劳工市场壁垒，仍然是在弱化乃至取消户口身份限制，使都市的大门一直向农民开放。上亿的农民可以进城赚取劳务费。这些打工者尽管不能分享都市里的利润，尽管压低了那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可以有些收入，可以使穷区部分分享富区的经济成果——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了主要富民手段。很重要的一个对比是，全球性市场里却依然有森严的劳工市场壁垒。富国的大量商品输入穷国，但不容许穷国的劳力回流富国。一般来说，人家只要你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果一般劳工硬要混进来，对不起，那就是“非法移民”，必须驱逐出境。还是一般来说，富国的跨国投资虽然也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只是外移一些低酬和低利的非核心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富国高酬和高利的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务费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得优先本国的就业群体。
二，国家有税收调节分配，因此当发展不平衡较为严重的时候，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便可以实现第二次分配，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电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是以富补穷，同时增强下层人口的消费力以“扩大内需”。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国家就准备从中央财政再拿出四百个亿来缓减农民的负担——虽然还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种统计说缺口更大）。但全世界若成为一个市场，并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来实施管理和调节，比方没有全球税，没有惠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穷国的债务，或者再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那不是中央财政援助穷困地县的法定责任，因此国际“慈善”事业的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经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交换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和地区给予法定补偿。这位首相因为一句话点中了穴位，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主流就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谈穷国若不开放市场就永无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多少无私的援助和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来看，全球化无疑将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还有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高壁垒保护某些所谓民族产业，无异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落后，保护一些素质低下的“乡镇企业”，至少是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但这些话也有错误和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惟一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及其利益分配调节体制最终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还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首先是没有全球劳力的跨国流动自由，没有全球税收对分配的理性调节，光是这两条就暴露出全球市场完全不是全国市场的简单放大，暴露出一个公正的全球经济体制和全球经济秩序远未形成，预示着全球化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危机，将很难得到缓解。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又有十万人跑到意大利“八国首脑”开会的地方抗议全球化，最终闹出流血事件，都是这种危机加剧的表现。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的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经济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而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在这里，如果不把风险和困难讲足，恰恰就不可能更好地抓住和利用机遇，促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走向新的成功。
自残
韩静霆
作者简介
韩静霆：军旅作家，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孙武》、《凯旋在子夜》等。中篇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每回撕自己的画，气氛总是很悲怆的。都是在没人的深夜我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不要音乐，闭了电视，打开前一段时间保存下来的画儿，沉吟一阵才开撕。说起来，这些画儿，当时画完了，觉着还不错的，时过境迁，再摆出来看，又觉得不上档次了。狠狠心，咬咬牙，撕了拉倒。我常常是一边撕，一边咕哝：“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算是为“自残”找个理由，也是对画儿们的哀悼。
撕的时候，专拣画得精细的人物眉眼去撕，专拣落款处自己的名字去撕，专拣自己的印章去撕。撕烂了，碎纸往空中一抛，纷纷扬扬像下雪，也像是一群倦飞的小鸟儿，无声地扑动着翅膀，跳着最后的“死舞”坠落。说实话，虽然我撕画儿撕得够彻底，可我绝对不是“败家子儿”。因为出身贫苦，从小都用别人不用的表格纸写字，得一页白纸也真的很不容易，我就染上了一种毛病，叫做“白纸崇拜”。每回在桌上铺开了一张宣纸，手在纸的上方习惯地掠过，眼睛盯着纸上一片圣洁的白，就要发一阵子呆。我诚惶诚恐地和白纸互相凝望了好一阵，直到大致要看到自己要画的东西在纸上若隐若现了，才肯行笔落墨。当然，我画的中国水墨画中的大泼墨大写意，看上去难免觉得是逸笔草草，一挥而就，其实，就是那些闪电雷鸣般的运笔速度，那些意到笔不到的飞白之处，都是深思熟虑的。表面上看，作画时，执笔如剑，临纸如搏杀，顷刻间裂石拍岸，狂飙跌落，似乎不经意。往深里一究，就知道这乃是前辈大师以锥划沙，日久天长积累下来的“剑法”。有些时候，椽笔落下，真个是横下心来一头撞死的样子，死也无悔。也正因为如此，每每丹青一罢，我会沾沾自喜。不仅把这些纸片子当成杰作，简直就看成是无价之宝哇，不觉要手舞足蹈，旁若无人地哼起了小曲呢。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敝帚自珍”？怎么，时过境迁，“敝帚”不但不再“自珍”，还要自暴自弃，自戕自残了？
撕画要撕得狠，毁要毁得彻底才行。听说我的朋友李世南，把画坏了的东西揉成一团，丢进纸篓，不料，身边的人趁他不在，化废为“宝”，偷着拿了，偷着盖上他的印章，拿去挂了拍卖。等到画家看到这些东西跑到了拍卖行，惊得一头汗。他浑身是嘴也不能说这些不是自己画室里出来的东西。那情景，大约近似上帝不小心造了魔鬼，忘记给潘多拉魔盒盖盖儿时的沮丧样子。所以，我的老师许麟庐告诉我，废画要一撕二揉三蘸墨，最后还要在一团漆黑上踩几脚，免得谬种流传。就是说“自毁”要毁个凶顽，“自残”要“残”得彻底。我老师的老师齐白石先生，怎么“残画”，不知道，可我知道，白石先生年轻时候，问同乡铁安篆刻之道，铁安说：“楚石挑一担回去，随刻随磨，刻出三四点心盒，都化成石浆，就刻好了。”白石不仅依计而行，而且走火入魔。他回去就刻了磨，磨了刻，东厢房弄得满地石泥石水，就移到西厢房。没多久，西厢房又弄得“磨石书堂水亦灾”。齐白石先生常常是“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终练得单刀切石，扫却凡俗，直寄一身勃郁之气。白石晚年曾闭门十载，衰年变法，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大师之境。他自称是“三百石印富翁”，可他仅在十年修炼时期刻印就有三千多方！算下来，白石先生一生就绝不是刻十毁九了。一百方石头刻出“眉眼”，刻出模样，九十五方要用刀铲去，用石磨光。那石屑乱飞刀光剑影的“自残”之境，比撕画更加惊心动魄。大概古今画家凡成其大成就者，都必须经历这伤心惨目的自残和自毁？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是成材成功的必由之路？没有“日间写来夜间思”，哪有“删繁就简三秋竹，标新领异二月花”？这可比“梅花香自苦寒来”更有动作性，更加艰苦卓绝，更刺激。刺激得让人想对着纸屑大哭一场。那些撕烂揉碎的纸片上，涂抹的都是我当时的最佳状态，又都是劫后余生，是年度撕扯后留下的。其中最早的一批画作于1992年，屈指算来，整整十年了！十年辛苦不寻常，有谁能知道？每一回构思，都是一次艰苦的孕育与怀胎。每一次出作品，都是阵痛之后的产婆分娩。等到作品出来了，“儿子”诞生了，一脸的喜悦和骄傲，一脸的“自恋”。现在，“自恋”也不“恋”了，“移情别恋”了。
我正在撕扯的画，出自三间画屋。一是北京闹地震那会儿，单位姓车的领导仁心大作，帮我在海淀搭了一间半“防震棚”。棚中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盆盆罐罐错错落落排了一地，听水声叮叮咚咚，作画也如有万泉滋润，实在韵味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