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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都可以刻录自己的音乐进MP3文件，或在线分送，或烧制CD。这种技术的含义，是消解了精英的权力，而把信息权力交给了普通人。
MP3的年轻总裁Michael Robertson说：“MP3已经是一个标准，主要的商标持有者来到网络领域时能起多大的杠杆作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撬动人们接受Liquid Audio或a2b吗？我认为他们没有。因为如果微软不能做到这件事，为什么这些音像持有者能做到？”微软富可敌国，对付大公司、甚至政府都有一套套的办法；唯一力不能及的，是老百姓到处使用自由软件。精英文化从量级上看，其重无比；然而它最怕的，偏偏是“非精英”们“不能承受之轻”的消解。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技术对文化的依赖性，而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技术在支配文化。让我们再深一步，解析商业冲突和技术冲突背后的文化底层结构。洛杉矶会议：关于文化未来的沉思中的反讽技术之争最终转回到文化之争。
10月29日的《沙龙》杂志报道：几百名来自艺术组织、知识产权和互联网方面的人士，聚集洛杉矶，讨论“通信文化”问题。组织者向公众发出“狼来了”的警告：“新世纪的挑战极为艰巨：象博物馆和图书馆这样的传统设施，如何能抓住技术熟练观众的注意力？”尽管会议组织者宣布的主题是“数字时代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生存”，但反讽仍不断出现在这个中心问题中。例如，第一位发言者就要求出席者关掉他们的手机，以避免被不时发出的声音呼叫所打断。消息的作者显然对数字时代的信息在干扰面前显得如此脆弱感到幸灾乐祸，他做出对比说，你穿过大英博物馆，不论将你的呼机设在呜响或震动，都不会使那些已经逝去岁月的历史遗迹消失。
在被选管理美国电子学会（NEA）前，曾担任了27年国家音乐基金会负责人，新任全国艺术基金会主席的Bill Ivey认为，在线通信对“面对面”方式的挑战，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技术就已深深影响了通信的性质”，留声机曾推动“音乐进入每个家庭，但家庭音乐的传统反而减弱了”。关于留声机，IVEY告诉他的听众，托马斯。爱迪生曾认为这个发明将对打印机构成主要的威胁。爱迪生描绘说，繁忙的经理将来回邮递记录下来的信息，这种买卖将在未来使邮递员忙碌起来。然而未来却不肯与爱迪生合作，打字机不知何故仍然幸存下来。“所以在今天，面向遥远的地平线，只要我们一直合作，所有人都一样机智，也许就象那些爱迪生时代的经销商一样，我们实在地不会有将发生什么的感觉。”
Ivey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留声机和打字机，都是工业时代的技术，一种工业的技术没有对另一种同时代的技术，发生超越时代的影响，并不能证明信息时代的技术不能对工业时代的技术造成革命性的影响。作为身跨IT与文化两界的权威，没有引导人们向“遥远的地方线”方向寻找未来的光明，反倒鼓动别人抱团抵制新的技术，新的时代，不仅可悲，而且殊为可笑。
其实，这位管理国家艺术机构的民俗学家自己提出的论据，恰恰足以说明与他相反的观点。他引述9月份的一则新闻说：“据报告，1997年美国的艺术参与率比1992年美国电子学会（NEA）调查的数字要高。1997年的新调查显示，美国50％的成年人，即9700万人，参与艺术活动。而1992年时只有41％。”调查报告对“艺术”的定义是：芭蕾、歌剧、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所有的具有形式的活的表演。其中，参观博物馆比其它任何形式的艺术活动的人都要多。IVEY认为，在线文化的增长，既引起艺术家的受众的分散，也引起艺术家灵感的分散。他警告虚拟的消费将“对真实的体验构成非常现实的挑战”。
同样的事实，在我看来，只是说明精英文化正在消解之中。因为人们对艺术的广泛参与，改变了精英独占的局面；艺术细胞的扩散，正是文明水平的提高。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Ivey本已走到了光明的边缘，马上就可以证明技术变革的文化影响，但他却想反过来用这个事实说明，传统文化仍在壮大，不会被信息技术消解，于是又回到黑暗中。
当工业文化受到信息技术的冲击时，工业精英文化的代表，本能地认为这是文化本身的“绝种”。极力想维持文化的精英“纯度”。其实，技术本身也是文化。不是技术取代了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取代了另一种文化。是信息文化取代了工业文化。
人们最先感知的，是商业的变化，是钱从这一方的口袋里转到了另一方的口袋里；随后人们想到了技术，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方技术会取代另一方技术；直到我们触到文化，或者价值体系时，我们才会发现技术背后还有另外的决定者。
工业时代的技术力量，造就着大众与精英的分离；而信息时代的技术力量，却在消解精英中，凸现出平凡人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业时代的分化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本身的分裂；而信息时代融合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的统一。这是区分两种时代技术的根本点。这两种文明的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价值支撑体系，背后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数字时代，文化不会“绝种”。不是因为前一文化之茁壮，恰是因为它之朽掉，使后一文化得以萌芽。
3、为何亿万富翁年轻得来不及结婚最近《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最富有者中的最年轻者》，介绍美国冒出的又一位少年亿万富翁Chris Klaus。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IT业内屡屡出现的一个奇特景观的注意：这个领域的天才，成功得如此之早，以致他们登上财富之巅时，往往年轻得还来不及结婚。
这是为什么？
历史的记录记得上一次“全美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评选，当选的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24岁的网景公司合伙创始人Marc Andreessen。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在纽约股市第一次上市，以28．5元开盘，以58．5美元收盘。当时华尔街是这样评论的：“通用汽车公司花了43年时间才达到27亿市值，Netscape只花了一分钟。”对这种巨大的成就，Andreessen带着单身汉特有的满不在乎，回忆他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天：“头天我工作得很晚，睡到11点才起床，打开电脑一查股票行情，哦……接着回去又睡觉了。”
杨致远是另一个例子。他靠着雅虎成为亿万富翁时，也只有27岁。从怀有嫉意的美国评论中，可以感到雅虎的成就：“让我们来比较雅虎和某些更值得尊敬的媒体公司，雅虎的市场能力上周超过了90亿美元。而例如，纽约时报公司，市场能力是76亿美元，它还拥有美国三个发行量最高的日报，加上波士顿环球报，以及象高尔夫文摘这样的杂志，八个电视台，两个广播电台，一个广泛的在线服务及其它。……。拥有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公司只值44亿美元，拥有新闻周刊和六个电视台及其它好生意的华盛顿邮报公司去年利润为2。81亿美元，但市场能力只有49亿美元”。
盖茨更是人们熟悉的例子。盖茨传纪里曾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位新来的女秘书到盖茨的办公室报到，盖茨不在，这位女秘书被告知，微软的这位董事长从不喜欢别人动他的电脑。然而，刚过了没有一会儿，当这位女秘书有事再次进入盖茨的办公室时，她惊恐地发现，一个大男孩正在随便摆弄盖茨的电脑。于是她慌忙去报告：有个小孩在乱动董事长的电脑，人们告诉她：那个所谓“小孩”就是盖茨本人。
如果由此上溯到1975年，当时创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只有19岁。当他24岁时公司上市时，股票价值达到了近18亿美元，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
除了体育和表演艺术以外，在经济这一行里，找不到一个领域，可以象IT产业这样，反复地让“少年选手”成为领袖和大师。
Chris Klaus与黑客Chris Klaus是互联网安全系统公司（ISS）的创办人，是进入今年ASAP 100的最年轻的一位亿万富翁，拥有1。87亿财富。
对ISS，业内行家不应感到陌生。今年6月13日，ISS曾带着他独特的网络安全监控工具系列产品首次在京亮相，同时还宣布与太极联合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
有人这样描绘ISS：“曾经是高明的黑客，转而研究黑客，研制出更高明的检测黑客入侵的系统漏洞产品是ISS公司创业者的经历”。
ISS公司据说至今仍与美国社会上的“黑客”有着广泛联系，“黑客”向ISS公司透露他们新的攻击方法，ISS公司则向美国政府汇报“黑客”的动向，同时ISS公司根据协议将他们的研究情况通报有关公司，促使其系统安全的改进。据了解，ISS公司还与其它系统安全公司有密切合作，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美国网络紧急事务响应小组以及以色列的RSA公司等。
1992年的时候，Chris Klaus产品的原始版本“互联网安全扫瞄仪”还是以共享软件的形式出现的。由于一家意大利公司出1000美元买他的代码，使Klaus意识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他花钱为ISS买了商业许可证，然后退了学，搬去与他的祖母Jean住在一起。
marvels Noonan是Klaus的重要合作者，他回忆第一次偶然见到Klaus时的情景：“我为一个会议做演示，发现一个头发里净是沙子的小孩子……”。也许是借助Klaus开发共享软件时的牛仔气，ISS的软件打了一个好底子。在这个基础上，ISS公司的努力得到了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终于走上坦途。
问起Klaus成功后将来有何花钱的打算，他孩子气地说：“也许我要到佛罗里达回家去看一看。”坐头等舱吗？“不，我坐飞机二等舱。”
什么样的文化因素促使少年成为英雄《孤独的狂欢》的作者吴伯凡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