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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一直逛到深夜，来到郊区一个偏僻的、我不太熟悉的地方，进了一家酒馆，从酒馆的窗户里传出节奏明快强烈的舞曲。我往里走的时候，看见门上挂着一块旧牌子：黑老鹰。今天，这里是通宵娱乐，吵吵嚷嚷的挤满了人，烟雾缭绕，酒气熏天，后面的店堂里在跳舞，舞曲激烈刺耳。我留在前厅，这里都是些普通的顾客，有的还穿得很破旧，而后面舞厅里看得见有一些穿着讲究、打扮标致的人。我被挤到柜台旁的一张桌子上。一位脸色苍白。漂亮的姑娘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她身穿薄薄的袒胸舞衣，头发上插一朵枯萎的花。她见我走近，便专注友好地打量起我，一边微笑着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出一个位子。
“我可以坐吗？”我问了一声，在她身旁坐下。
“当然可以，”她说。“你是谁？”
“谢谢，”我说。“我不可能回家，我不能，不能，我要留在这里，如果您允许，我要留在您这里。啊，不行，我不能回家。”
她点了点头，仿佛理解我似的；点头时，我看了看她那从前额垂到耳边的我发，我发现，那朵枯萎的花是山茶花。从那边传来刺耳的音乐，柜台旁，女招待匆匆地大声报着谁订的饭菜。
“你尽管留在这里好了。”她说话的声音使我觉得舒服。“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我不能回去。家里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啊，不行，我不能回去，太可怕了。”
“那就让它等着好了，你就留在这里吧。来，先把眼镜擦一擦，你都什么也看不见了。好，把你的手绢给我。我们喝点什么？喝点勃良第酒吗？”
她给我擦眼镜；这时我才看清她的面貌。她脸色苍白，肌肉结实，嘴唇抹得鲜红，一双灰眼睛明亮有神，光光的前额显得很冷静。耳朵旁短短的播发低垂。她善意而略带讥嘲地照料着我，叫了酒，跟我碰杯。碰了杯，她低头看了看我的鞋。
“我的天，你从哪儿来？你这副样子好像是徒步从巴黎来似的。穿这样的鞋怎么能来参加舞会！”
我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随她说。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很惊讶，这类年轻的姑娘我向来是回避的，总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们。而此刻，她对我的照顾时我来说却恰恰十分需要，从此她每时每刻都这样对待我。她正像我所需要的那样爱护我，又像我所需要的那样嘲讽我。她要了一份涂黄油的面包，命令我吃下去。她给我斟上酒，叫我喝，但要我不要喝得太快。接着她称赞我听话。
“你真听话，”她鼓励我。“你不使人感到为难。我敢打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从别人的吩咐了。对不对？”
“是的，您赢了。这您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艺术。服从就像吃饭喝水，谁长时间缺少它，对他来说就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对吧，你愿意听我的话吗？”
“很愿意。您什么都知道。”
“你真是快人快语。也许，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你家里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不过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用不着谈它了，是吧？简直是胡闹！一个人要么上吊，那么他就去上吊好了，他总有他的理由；要么就活着，活着，他就得为生活操心。哪里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片
“噢，”我脱口喊道，“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真的，我为生活够操心的了，可一点用处也没有。上吊也许很难，我不知道。而活着要难得多！天知道，这有多难！
“好了，你会看到，活着容易得很。我们已经做了第一步。你擦了眼镜，吃了东西，喝了酒。现在我们走，去刷一刷你的裤子和鞋子，它真该刷一刷了。然后你跟我跳个西迷舞。”
“您看，”我赶忙大声说道，“还是我对！再也没有比不能执行您的命令更使我遗憾的了。可是，您刚才这个命令我却无法执行。我不会跳西迷舞，也不会跳华尔兹舞、波尔卡舞，什么舞也不会跳，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学过跳舞。您现在看到了吧，并不是一切都像您说的那样简单，是吗？”
漂亮姑娘的鲜红嘴唇微微一笑，摇了摇梳着男孩发式的头。我看着她，觉得她很像我还是孩子时爱的第一个姑娘罗莎。克赖斯勒，不过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深色的。不，我不知道，这位陌生姑娘让我想起谁来，我只知道，她让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回忆起儿童时代的什么人来。
“慢着，”她喊道。“慢着，你不会跳舞？一点不会？连一步舞也不会？而你却说，天烧得，你已经在生活中花了多大的功夫！你这就说谎了。孩子，到你这个年纪不该这样做了。嗯，你连舞都不想跳，怎么能说你已经作出极大努力去生活呢？”
“可我不会呀！我从来没有学过。”
她笑了。
“可是你学过看书写字，对吧，学过算术，也许还学过拉丁文、法文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我敢打赌，你上了十年，也许十二年的学校，可能还上过大学，甚至得过博士学位，会中文或西班牙文。是不是？你瞧。可你却没有花那么一点时间和钱学几个钟点的舞！真是的！”
我为自己辩解。“这是我父母的事。他们让我学拉丁文、希腊文，学所有这些玩意儿。可他们没有让我学跳舞，当时在我们那里不时兴跳舞，我的父母自己也从未跳过舞。”
她冷冷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蔑视，脸上也露出使我想起少年时代的神色。
“是这样，责任在父母。你是否也问过他们，今天晚是否允许你到黑老鹰酒馆？你问了吗？你说他们早就死了？那就是嘛！你说由于服从，你年轻时不曾想学过跳舞，这我不管！虽然我不相信你当时是个模范儿童。可是后来呢……后来这么长的岁月你都干什么了？”
“唉，”我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上了大学，搞过音乐，看书，写书，旅行……”
“你对生活的看法真奇怪！你做的都是些又难又复杂的事情，而简单的东西你却没有学过？没有时间？没有兴趣？那好吧，谢天谢地，幸好我不是你的母亲。后来你就摆出一副样子，好像你已尝遍了生活的甘苦，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行，这可不行！”
“您别责骂我了，”我请求道。“我已经知道，我疯了。”
“哈，得了，别给我走调调！你根本没有疯，教授先生，应该说，你太过于清醒了！我觉得，你太聪明了，真的像个教授。来，再吃个小面包！吃完你接着讲。”
她又要了一个小面包，在上头撒上一点盐，涂上一点芥末着，切下一小块留给自己，那大半个叫我吃。我吃了。除了跳舞，她叫我做什么都行，我都会去做。服从某个人的命令，坐在他身旁，让他盘根究底地问，让他发号施令，让他申斥，倒也蛮不错。要是几个小时前，那位教授或他的妻子就这么做，我就省去许多烦恼了。不过现在这样也好，否则，许多东西也就让它溜过去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她突然问道。
“哈里。”
“哈里？是个孩子名字！你倒也真是个孩子，哈里，尽管你有些头发已经灰白。你是个孩子，你需要有人照料你。跳舞的事我不再提了。可你的头发多乱！难道你没有妻子，没有情人？”
“我没有妻子了，我们已经离婚。情人有一个，不过她不住在这里，我很少见她，我们不太合得来。”
她轻轻地吹起口哨来。
“没有人留在你身边，看来你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不过，现在请告诉我，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使你这样神魂颠倒地在外头乱跑乱撞？吵架了？输了钱了？”
这可很难回答。
“你听我说，”我开始讲起来。“原本是小事一桩。我被人请去作客，请我的是个教授，我自己其实并不是教授，本来我不应该去，我已经不习惯跟别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种事我已经不会了。我刚走进房子时就感到，今天的事要砸锅，我挂帽子时就想起，过不了一会儿我就又得戴上它了。刚才说了，是在教授家里，桌子上随随便便放着一幅蚀版画，一幅讨厌的画惹我生气……”
她打断我的话问道：“什么样的画？为什么惹你生气？”
“噢，那是一幅歌德的肖像画，您知道，诗人歌德。可是画得不像歌德本来的样子。当然，他到底什么样子，现在的人知道得并不确切，他死了一百年了。加是现代的某个画家根据他对歌德的想象画的，这幅画使我恼火，我看着太不顺眼了。我不知道您是否听明白了我的话。”
“毫无问题，你不用担心，讲下去好了。”
“在这之前，我和教授的意见就不一致；他跟几乎所有教授一样；是个爱国主义者，战争期间他着实出了一把力，帮着欺骗老百姓，当然，他真以为那是好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而我是反对战争的。嗳，不说它了，我还是往下讲吧。我根本就用不着看这幅画……”
“你是用不着看的。”
“可是首先，为了歌德，那幅画使我难受，我十分喜爱歌德。其次，我当时想，咳，我是这样想的，或者是这样感觉的：我现在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把他们看作我的同类，我想，他们也许差不多和我一样喜爱歌德，会差不多跟我一样想象歌德是什么样的人，可他们家里却放着这样一张乏味的、歪曲的、庸俗化了的歌德像，觉得它美极了，一点没有注意到，这幅画的精神恰好同歌德精神相反。他们觉得那幅画美妙无比，他们自然可以那样看，这倒也随他们的便，可是我对这些人的全部信任，跟他们的全部友谊，跟他们休戚与共的全部感情一下子全都化为乌有了。况且，跟他们的友谊原本就不深。这一来，我又恼又悲，发现我完全孤独了，没有人理解我。您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