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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她再也坐不住了，起身结账，向店外走去。
刚一出店门，她便发现不对，自己似乎被盯上了。不过她没有急于回头观察，而是不紧不慢地在街头闲逛，路过彭大夫诊所时还特意好奇地向那两个特务看了两眼。
身后的人仍像影子一样，缀在后面不放。
自己太过大意了，不过敌人肯定也只是怀疑而已。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打消这种怀疑。
街头上行人川流不息，路边的百货大楼上，十几面大减价的幌子在风中呼啦啦飘摆着，白底黑字，醒目得像爱国标语。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后，钟珊玟径自转身进了一条小巷。
钟珊玟一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边抬头看着路灯，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过客没什么两样。身后那人似乎有意暴露自己，脚步声很重不说，跟的也越发紧了。
钟珊玟始终没回头，这时她看到对面走过来有两个跟班陪着的公子哥儿时，眼睛一亮，低着头便撞了上去。
公子哥险些被撞倒，正要发作，当他看清了面前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时，脸上的怒气消失了。
“呵呵，这位小姐是去哪里啊？这么着急，也不看着点儿道儿。”（未完待。。）
（六百五十）看不见的战争
“我……对不起……”钟珊玟装出一副羞涩害怕的样子。
“这位小姐，既然遇见了就证明我们有缘，有没有兴趣去喝一杯？”公子哥看着她羞窘的样子，不由得大乐，出言挑逗道。
“那怎么好意思呢……”
“这位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们公子是谁，我们公子在上海滩那可是大大的有名……”
钟珊玟无心去听公子哥随从的胡吹，她一边和他们周旋，一边偷眼望着身后。
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的跟踪者已经消失了。
摆脱了公子哥儿，钟珊玟回到了家里，房东张太太看到她，一边笑着打招呼，一边说道：“钟小姐，刚才思思小姐给你送来了这个，你不在家，我就给你收着了。”她将一个红色的小绸布包交给了钟珊玟。
“谢谢，张太太。”
回到房间，她坐下来好奇的打开了小布包，看到里面的东西，她的身子竟然不由得微微一震。
那是一卷崭新的钢琴弦。
和钢琴弦附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思思留下的纸条：“白杨先生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
钟珊玟回想起白杨那张无法看出年龄的脸，不知怎么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感觉到和他似曾相识。
她坐在桌前，苦苦地思索着，想得头直发痛。
过了良久。她还是想不出头绪。她索性拨通了思思的电话。
“喂？思思吗？哦……对，是我，礼物收到了，谢谢你，也替我谢谢白杨先生。什么？他走了？怎么这么急？……他答应带你走？太好了！恭喜恭喜！他什么时候再来？……对，等他再来，一定要叫我哦，我要当面好好谢谢他……”
放下电话之后，可能是思思的幸福话语给了她异样的感觉，钟珊玟不由得思念起自己的日本丈夫福井正夫来。
正夫……你现在还好么？
此时的她。突然感到心底丝丝的痛。
钟珊玟并没有想到，她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别人尽收眼底。
在对面很远的一座小楼里，白杨——也就是杨朔铭。伸手轻轻将窗帘缝掩好。
“让总统大人亲自出马，帮我们反间谍，叫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啊。”坐在对面桌子旁的一个一身黑色西装的人苦笑着说道。
“是啊，这要是传将出去，国会那帮人还不得闹翻天啊！咱们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局，以后就不用再混了。”
“别这么说，我也是歪打正着认出她的。”杨朔铭听了他们的调侃，笑着说道。
“不过，她竟然没有认出大总统，这眼神儿也是够呛啊！”
“大总统现在易了容。能认出来的，怕是少之又少啊！”
“拜大总统所赐，我们可以借着她这个引子，挖出她后面的整个组织了，呵呵。”
“不要急着收网，也许，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下她，向日本方面传递些东西。”杨朔铭想了想，说道。
“哦？大总统又有什么主意了？能否透露些许？”
“等我想好了再说，呵呵。”
几个人正谈着话。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一个人走过去拿起了话筒。
“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告诉大总统。”
“是公主殿下到了？”有人似乎猜出了电话的内容，问道。
“是的。”接电话的人面向杨朔铭。“公主殿下马上就到，大总统。”
“大总统这一次要带她去哪里玩？”有人笑道。“不，确切的说，是参观哪里？”
“她最感兴趣的地方。”杨朔铭笑了笑，回答道。
“那咱们这个‘和平使者’的培养，付出的代价可是有些大啊！”有人笑道。
“还是物有所值的。”杨朔铭说道。
“白山”号客机，头等舱。
看着已经进入梦乡的德国公主伊莲妮，一位中国女军官上前将她的被子轻轻掖好，然后重新回到座位上，翻开一个笔记本，记了起来。
这位女军官，是中国空军上尉邓诗曼，刚调到北京不久，现在是这位德国公主的护卫兼翻译。
“……生活往往象美国人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在这场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刚巧在学习德文，八个月之后，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我完全出于偶然，开始在以后数年中从事一项对战争期间参军的妇女来说是最有趣的工作。”
“当时我之所以学习德文也纯粹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离开学校后，就决心学习语言。我的第一志愿是学习自幼就熟悉的法语，第二志愿是学西班牙语。但那时西班牙正处于内战，我想去西班牙旅行的念头很快就被父母打消了。以后父母做出决定，我应当攻读德文。如果不亲临其境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就谈不上掌握真实的语感。因此，我母亲决定让我到德国生活一段，熟悉德文，为日后在德国大学中读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国，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个靠近莱比锡（的哈雷安德赛尔的人家里，那儿是汉德尔的家乡。这家人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医师，并拥有一座大型油墨企业，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工业家，绝不会公开地批评政府。”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德国高层人物。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德国人对1914年至1920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从哈雷抵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们。”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他们是对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回到祖国数周后，我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北京第九分队。我愿为国家民族而尽力。我不想让我最亲爱的母亲担忧，故迟迟末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寄给‘志愿兵邓诗曼’的正式文件。通知我翌日报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把信交给我时问道。我不得不坦白说：‘我已经自愿参军了。’”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才象我的女儿呢！’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军档案局，这里与我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准尉军官对我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兵，邓小姐。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件乐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我国空军飞行员在敌方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xxx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每份通知都要经过极为小心谨慎地打印，不得出现任何差误，因为收信者或许会永久地保存它们。有多少个夜晚，我留在办公室里迟迟不归，打印着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当我一想到它们将为全国各地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悲伤苦楚时。泪水便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度过了军队生涯严酷的开端。我在报到几天后，就接受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当时，我国‘升龙’号航空母舰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远洋潜艇击沉，要我们通知遇难者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失踪或是死亡。我们向遇难者最直系的亲属拍了近一百封电报，随后又发了信。我们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员。在陈旧的打字机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语，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对更多的人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我还年轻，对事物可能过于敏感，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