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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周冠笙叹息了一声，说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沙皇’。”
“1935年9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一项政府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一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1935年4月7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这一新法令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当时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党组织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是吗？”周冠笙想了想，问道。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我是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布哈林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已经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听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说下去。
“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我们这些‘老战友’，以便把我们送上莫斯科的审判大会。”
“我刚才已经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需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这样的事。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看样子我们也小看这位‘红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龙”，说道，“他的手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得多。”
“典型的俄国式的暴君，但却并不明智。”水井冷笑着说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降龙”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转头对布哈林说道：“您这一次到中国来，目的是什么？”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希望能在中国，继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个中国人眼中的惊讶之色，平静地说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给全世界留下真相。”
布哈林说着，从衣服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降龙”。
“这是我的遗嘱。”布哈林接着说道，“我有预感，在中国，我哪怕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也不一定能躲过斯大林的屠刀，我希望在我去世后，中国政府能将这一切公诸与众。”
“您难道不想和斯大林进行战斗吗？”周冠笙问道。
“我反对斯大林，但不想成为反对俄国革命的工具。”布哈林迎上了周冠笙的目光，说道，“我坚信列宁的事业一定成功。”
“明白了。”“降龙”站起身来，伸出手和布哈林握了握，“我会把您的要求报告上去，相信您在中国会得到良好的待遇，不管您是否会帮助我们。”
“谢谢。”布哈林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泪光，但还是被周冠笙看在了眼里。
很快，布哈林的遗嘱便被送到了杨朔铭的手里。
“……也许过不了多久，厄运便会加到我的头上，我想要在离开人世之前，对大家这样说，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斯大林的**机器面前低下了头，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和报复的**，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我们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斯大林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惠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却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