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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不记得老头子不要紧，连你老婆你女儿都不记得！问我那个小妹妹是谁。”丹珏还是忍不住地笑。
后来一次，丹琼打来一个越洋电话，一切就更清楚了。婉喻客气地敷衍着大女儿，回答丹琼所有的提问都是：“蛮好。”“身体怎样？”“蛮好。”“胃口好吧？”“蛮好。”接下去，睡眠、上海的天气、孙女孙子，一切都是“蛮好”。电话挂断，她问丹珏：“这个女的是啥人？客气来！”丹珏告诉母亲，那个女的就是丹琼啊。婉喻慢慢垂下眼睛，研究自己的一双手。好一阵她抬起头来说：“丹琼是啥人？”丹珏告诉她，丹琼是她婉喻嫡亲的大女儿，每两个月打个越洋电话来。婉喻微微一笑说：“那倒蛮好。”丹珏不知道她是说越洋电话蛮好，还是不期然得到个额外的女儿蛮好。
锦江饭店的大团圆之后，陆焉识第二天就如约来了。婉喻在厨房里摘菜，丹珏正要上班去，见老头子来了便打算在家里耽搁一会儿再走。丹珏了解自己。她表面的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恰是因为自己的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她或她伤害别人都让她在心里病一场。多年前她在电话里对父亲用英文说的那番话，让父亲“顾念”一些，那番话成了她内心的慢性病，一回想起来就病发。她宁可上班迟到，也要在老头子和老太太之间和和稀泥，尽量帮母亲遮掩一下她的病态忘却。她怕母亲的失忆症不仅会伤害父亲，也会伤害母亲自己――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连最亲的人都记不得，会很伤痛的。
丹珏大大咧咧地为父亲倒茶，用鼓励孩子的语言，鼓励婉喻跟焉识讲话，鼓励她告诉焉识，她很高兴他来看她。丹珏提升为研究室主任，上班下班时间上不必那么死板。她到自己卧室去，给研究室打了个电话，请一个下属代她布置当天的工作。她放下电话，见父亲站在门口，食指搁在门上，姿态那么怯生生的，似乎在担心，敲开这个门后果是什么。
丹珏刚要以她假象的大大咧咧请他进来，他却飞快地把那根敲门的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丹珏不能不把老头子的一系列动作和“鬼祟”这个词联想起来。他走进来，尽量用最不起眼的动作把丹珏的房间布置尽收眼底。
“你、你……姆妈不认识我。”他说。语气、表情都很中性，猜不出他是否为此感到受伤。
丹珏笑笑：“有时候她会这样的。没关系，你跟她讲讲过去的事情，拿出两件过去的东西给她看看，她会想起来的。”她安慰父亲，很像在两位小朋友之间做调解。
“你猜她刚才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陆焉识叹了口气，把婉喻刚才跟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婉喻把一堆青菜搬到八仙桌上摘，跟焉识谈起入党申请书来。她建议他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虽然条件暂时不够，但是可以让组织早点观察考验。焉识不知如何作答，婉喻接着劝他，一个人应该有理想，有理想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应该让组织知道你在为理想努力。
丹珏也无话可说了。她接近焉识是想让他做伴，一块递交申请书，免得她胆怯。入党这样神圣高尚的事让婉喻非常羞怯，她很想有个伴儿壮壮胆。
“而、而且，她也不记得，礼拜天跟她一块吃饭的就是我。她、她以为我、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眼睛里出现一丝好玩的笑容。
“她让你跟她一块交入党申请书，那你呢？你怎么回答的？”此刻丹珏的角色仍然是个幼儿园老师。
“我、我只好笑笑点头啦。我能怎么办？”他咧开嘴，笑起来，上半个脸很愁苦，很不甘心。
“没关系。你天天来看她，陪她，时间一长，她一定会记起你是谁。”丹珏给老头子出点子。
陆焉识从那以后果然天天去看婉喻。他一早就离开子烨的家，在路上买几副大饼油条，或者两客生煎馒头，或者四五个糯米糕团。他到达的时候总是婉喻从菜市场买了菜出来的时候。菜贩子们现在跟婉喻很熟了，只要婉喻丢了东西在他们菜摊子上，他们一定会在晚上收市前送到家来，告诉丹珏：“冯家姆妈又糊里糊涂了！”过了一阵，焉识索性直接到菜市场去接婉喻，帮婉喻提提竹篮或网线袋，下雨时帮她撑撑伞。两人一道走进弄堂，一道上楼，回到冯家的厨房时，丹珏一般还在马桶间里。马桶间跟厨房只隔一片薄墙，上面还开了个高高的小窗。丹珏常常存心在马桶间磨蹭，听两个老年男女都谈些什么。
这天她听见婉喻说：“你提的意见很对，我再改一改。”
陆焉识说：“不用改了，涂掉几个字就行了。”
婉喻说：“不行的。入党申请书的字一定要写得最漂亮。涂了就不漂亮了。对吗？”
丹珏心里羡慕母亲，把那个“对吗”说得那样甜，那样嗲，那样天真无邪。
陆焉识就着婉喻的嗲劲说：“对的。”
婉喻又说：“人是不可以没有理想的，对吗？”
陆焉识说：“写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干什么都没什么理想了。”
“年轻人嘛。”婉喻劝慰焉识也劝慰自己地轻轻长叹。
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
“死了？”婉喻说，口气中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让焉识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卫·韦是谁。“怎么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气的。”
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马桶间听到陆焉识跟冯婉喻说：“你孙女的字是你教的吗？写得不错。”
婉喻没有说话。她现在很谨慎，怕露馅儿，让别人看出来她根本记不得有那么个孙女。
1979年中秋节过后，丹珏接到丹琼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来过春节。这个时候，冯婉喻和陆焉识已经很熟。
冯婉喻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化是渐渐的，似乎随着她记忆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脸干净光洁起来。也有些时候，丹珏在一夜醒来之后，发现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轻了十来岁。她坐在靠着小阳台的椅子上，膝盖上放一个竹笸箩，豆子一颗一颗被她的满是心事又漫不经意的手指剥出，落进笸箩，剥豆的动作本身就是回忆和梦想。她的安静和优美在夕阳里真的可以入画；她脸上的皮肤是那种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满琼浆似的。那样的一个冯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无期地等待远方回归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你无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这个人，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有时丹珏也发现陆焉识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生命怎么会倒流，这种倒流如此怪诞，却是一种很妙的怪诞。
丹珏通过偷听，也通过向父亲直接打听，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来的关系进展。婉喻不时会拿出个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动作带着膜拜意味地把箱盖打开。箱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扎一扎的书信，用紫色、深蓝、酒红的缎带捆扎。每一捆上面放着一个小纸笺，上面标有袖珍毛笔字：“1928―1933，焉识书自美国华盛顿”，“1954―1956，焉识书自上海，提篮桥”……对于婉喻来说，“书自美国”和“书自提篮桥”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意味着遥远和隔绝，只能靠两人的文字相互走动，并心交谈。
婉喻告诉焉识：“喏，这都是他来的信。”她的表情是骄傲的，满足的。
她不断地把这些信拿出来给他看，丹珏猜想她的动机可能是这两种：第一，她不记得前两天刚刚把这些信炫耀给他；第二，她意识到这个常常出现在她家的男人对她有爱慕之心，因此她得一再告诉他，自己是名花有主。有时候，陆焉识问冯婉喻可不可以打开那些信，让他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她立刻把漆器箱子往自己怀里一收，意思是：你怎么会有这么无礼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她主动打开了一封信，铺平在八仙桌上。焉识看见自己的墨迹深一块浅一块，好多字都化成毛茸茸的了。她是怎样一面流泪一面读他的信？并且，每封信她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流泪？
陆焉识对小女儿说：“你姆妈真不容易。”
有时候陆焉识和冯婉喻会一同出去散步，天气好的话，还会到公园野餐。婉喻跟焉识说：“一定要靠近组织。组织常常到公园里开小组会。”假如焉识问她：“小组会你参加过吗？”她会说：“参加过呀！党支部的领导常常邀请非党员参加小组会。”但过了一阵，她又忘了事情的前后顺序，对焉识说：“他们没有批准我入党，我让我自己入党了。”
“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入得呢？”焉识是这样问的。
“我把入党申请书烧掉了，把灰冲了开水喝进去了。”婉喻庄严地说。“怎样入党不要紧的，理想最要紧，对吧？”
陆焉识是从婉喻这里认识了共产主义。婉喻的共产主义。这主义非常美丽，诗一样，画一样。也非常单纯，甚至单调，像所有劝你善、教你好的教条一样单调。那美丽理想的教条使所有人变得干净，漂亮，都穿着洁白衬衫和海蓝裤子，带着鲜红的领巾，双目中有着两团太阳，头发里过着好风，嘴唇上都是诗和歌，并且都有着大山大海的胸怀，什么都容得下就是容不下自己。这个主义里的人为了许多目的做好事，就是不为自己的目的。他看到这么多年来，婉喻为了这理想修了怎样的苦行，姿态那样低，那样地自卑。这就使他更加疼爱她；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