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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它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共产主义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记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福伊（Foy），那个被基督教徒杀害的十五岁女孩。她拒绝偶像崇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后一点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后人把她作为圣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庙殿里，以膜拜来背叛为了人类最后的自由而牺牲的年轻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焉识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十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地，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到了这年暮春，警车全城尖叫的时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又来了，她笑嘻嘻对父亲说：“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肃清，再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晓得他们到底会做什么。”
直到她自己学校里两个老师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类奇思妙想。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而焉识后来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来的那种“国度”，一车皮一车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里。对于此，也不知丹珏会想些什么。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识上了警车。父亲回过头看了这个身材修长、一头卷发的少女一眼，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冒上来：小女儿连爱打球这一点跟父亲都那么相像。
第二十四节 王子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日，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