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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肠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兄妹俩都不响了。
婉喻拿出笔，笔尖对准给她的名字留下的空档悬着，握笔的手害起恩娘的晚期帕金森来。她只好把笔放下。子烨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见儿子站起，婉喻往后一缩，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她流眼泪的风格跟恩娘也是一脉相承，到底都姓冯。丹珏让母亲的眼泪感染了，跟着流眼泪。
“好了好了，那就不签名，不离婚！”丹珏哽咽。
哥哥说妹妹，原则有没有？！离婚当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哭哭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哭就改变原则呢？
妹妹警告哥哥，他再逼母亲一句，她一辈子不会再认他。
兄妹俩人又要引来邻居敲墙壁了。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
那封签了三人名字的协议书被装进信封，又由冯子烨写了地址，当子烨提出明天上班的路上顺便把信投递到邮局时，婉喻谢了他；她明天一早就去寄。子烨怀疑母亲会做手脚，把签好的名字涂掉，或干脆另写一封信，告诉父亲，这个离婚协议她不合作。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我祖母冯婉喻属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代女人。但他不知道我祖母对我祖父是什么样的感情，几十年一直为他倾倒，关在监狱里的老“无期”陆焉识仍被冯婉喻看成宝贝。
那个夜晚婉喻幽灵似的在屋子里散步。很小的空间走了一会就把她转晕了。她哪里都转，就是不挨近八仙桌，因为桌子上摆着那个装进了信封的离婚协议书。她怕惊醒睡在那间被称为卧室的前厨房里的丹珏，幽灵一样无声地拧开门，来到楼梯间。丹珏每天必须把脚踏车从一楼扛上三楼，今天她的皮包都忘了从车上拿下来。婉喻从货架上拿下皮包，皮包底朝上倒出了里面的东西。婉喻看到地上是一个笔记本，几根口香糖，还有一盒烟。她从来不知道丹珏抽烟。丹珏嚼口香糖就是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她抽烟。丹珏是因为种种不顺心抽烟的？一定是，就像她喝酒。
我祖母对于我小嬢孃冯丹珏的了解往往要靠这种意外发现。几年前她发现一只老鼠逃进丹珏的卧室，就把丹珏单人床下的东西都拖出来，但老鼠没有找到，找到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纸板箱。都是清一色的“樱桃白兰地”酒瓶，一共有三十五个。丹珏太忙，不然不会积累了那么多瓶子还不去废品收购站卖掉。也许她人前是卓越的生物学者，人后是没出息的酒鬼，这一点让她无法面对，藏起酒瓶就像鸵鸟把脸面扎进沙堆。做母亲的婉喻拿着半盒前门牌香烟，在楼梯间站了好久。
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
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但埋藏了一个暗示在平淡的句子里：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第二十二节 二十岁的鱼
我祖父给妻子婉喻和儿女们、孙儿女们的最后一点贡献做完了。他可以放心地接受任何突如其来的一枪了。他随着一个捕鱼中队驻扎到离青海湖三里的地方，每个无眠之夜都给婉喻盲写书信体随笔。既然跟婉喻和孩子们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的书信体随笔越来越像给妻子的忏悔。把它们润色到完全满意之后，他计划用存下的钱买稿纸，把盲写了几年的文章落实到纸上。他觉得自己和邓指的交情足够让邓指帮他在死后把稿子转交婉喻。
每个白天，老几跟捕鱼队的犯人们一块到湖边，跟渔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了，在冰上凿开一个洞，湟鱼会跳到冰面上。犯人们难得开怀大笑，而这就是他们大笑的时候。他们边笑边到处扑腾，企图按住滑溜溜的大鱼小鱼。有的鱼可以跳到人头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个半死。犯人们像一群冰球运动员，你挤开我，我撞倒你，翻腾蹦跳的鱼就是他们拼抢的球，玩得跟鱼一样冻成一根根冰棍。有时湖边站着一群藏人，沉默地看着群穿黑衣服的汉人玩捉鱼游戏，渐渐都聚到装鱼的大筐子旁边，每人手里都出现了五块或一块的钞票，孩子们肮脏的手心捧着糌粑面。他们拿钱买或拿糌粑换筐子里活着的鱼。一条二斤重的鱼，从一个藏族老头手里换了十元钱。带工的管教干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鱼都卖给了藏人，打算以卖鱼的钱去农业中队换粮，到牧业中队换肉，改善改善吃鱼吃倒了的胃口。藏人把几筐鱼抬到冰窟窿边上，低沉的诵经声升起来。随着诵经，一条条鱼渐次被放回水里。
犯人们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观望：可惜没人花钱把他们买下放生。
半个小时了，藏人们还是念念有词地围着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们相互看看，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在诵经，而是在诅咒；黑鸦鸦地跑到他们地界上来的汉人都是魔鬼，他们真正的罪孽是吃完了高寿的鱼，又来吃年轻少壮的鱼，甚至连幼年童稚的鱼娃子都吃。
这两年冰窟窿越凿越大，却捞不出几条鱼来。于是就用炸药炸。藏人们远远地注视，大鱼小鱼的尸首银白一片。低沉的唱诵和过去不一样，不止诅咒，还有对鱼的超度。
统计员老几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鱼被铁锨铲进筐子，抬到磅秤上过磅。这些一年才一岁、一岁才添一两肉的鱼让给吃得差不多了，极少碰到跟他的囚龄一样长的二十岁的鱼了。
藏人们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老几开始统计鱼的产量。他想，鱼们长一两肉，他就会认识一批新来的犯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几年了，年年都有各种称号的犯人出现，有的称号老几熟悉，比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有的称号说起来绕嘴饶舌，很长的一串字眼，让老几觉得新鲜，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林彪路线爪牙”等等。他们来了后，鱼的产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称号越来越长，越来越绕口，到了有种叫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犯人来到捕鱼中队的那年，湖面上的冰凿开好几个洞都捞不出多少鱼来了。
邓指气急败坏地来到现场，被凿出巨大裂纹的冰层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响。
邓指三年前升任了这个分场的政委。他还穿着当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时穿的破旧军装，披着蹭满黑油泥的将校呢大衣，但他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从邓指差点毙了老几的那个夏天傍晚，老几又去过邓指家几次。在家的邓指也是另一个男人，不再用那种嫌弃在外、疼爱在内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媳妇；现在他看着女人进进出出，就像看着一个人形大疑团，眼睛明明白白告诉别人事情不算完。邓指的脸被青海湖的风和湖面上的太阳晒得越发黑暗，越发像非洲友人，浓厚的头发却突然在头顶秃了一大片。“文革”中来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识分子，议论邓指的脱发是神经系统紊乱造成的，而神经系统非常神秘，有时候内心太紧张，太抑郁，都会导致紊乱，所以民间把这种脱发叫成“鬼剃头”。老几觉得，是邓指心里一直没有消解的大疑团剃了他的头。
有一天邓指叫老几到他家去，辅导他小儿子的初级英文，晚上他送老几上马车的时候说，他希望稍微聪明点的小儿子远走高飞，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城市去，将来到亚非拉国家去。他不愿小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样，继续留在大草漠上生活。颖花儿嫁的丈夫还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大儿子眼看也要高中毕业，也会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以后都跟他们父母一样，无期地伴随这样或那样的犯人过完一生。小儿子不离开这里，没有好女人会跟他，最终也会跟他爹一样，找个他妈这样的女人。老几不敢插话，不知他这一番顿悟跟他突然脱发有没有关系。
快走到马车跟前了，邓指拍拍老几的肩膀，感叹老几的好心眼，宁愿自己给毙了都不愿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受苦。老几不知该否认还是该承认。邓指心里什么都有数，连他老几不是个结巴，他都清楚。一个健全人伪装残疾，伪装二十年，邓指尊重这样的意志和毅力。他简直把老几看成了小说《红岩》里装疯的华子良，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还记得咱俩说的那些话不？我说女人明着跟你闹比暗着闹好得多？”邓指问道。
老几当然记得。但是他不想搅和邓指的私事。“不记得了。老了。”老几礼貌地说。
“你现在也挺好，没有女人烦心。”邓指说，尝尽苦头的那种玩世不恭。
老几说他给自己的妻子冯婉喻写了一本书信体的书，将来从脑子里誊抄下来，请邓指帮他寄给冯婉喻。邓指愣了一会，说他先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