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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她的选课范围，因为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学生们的思想健康担忧，收回了大部分学生们选修课的自由，尤其是跨学院的选修课。
焉识常常在念痕忙碌的时候看呆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她都收捡起来，各种布片又会被她搭配好颜色补缀到她的或他的衣服上去。断头的毛线、棉纱她也都兴致勃勃地连接，再绕成团，仔细地保存起来，然后把它们织补到磨破的毛衣袖口或肘部，甚至织成变色龙一般的彩色袜子和手套。她一边做自己的事一边安排他的活路：把豆子捡一捡，翻一下锅里的粥……他就会在这种时候呆呆地看着她，心想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多么自然，多么不着痕迹。他也会惊讶，自己怎么就跟这个女人经营起日子来了，并且是乐融融地经营。有时他会怕，怕自己爱恋念痕，纯粹是因为念痕不是恩娘推到他面前的女人，纯粹处于他对那种婚姻的反叛。他怕自己爱念痕其实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没种公开地爱自己的自由的。他从小到大，大事情自己从来没做过主，只有跟念痕的恋爱是自由自主的。假如他把爱自由投射到爱念痕上面，对这个在他身边一天天辛勤搭窝的年轻女人多么不公正。
当念痕在一笔走私贸易中撞上好运气，就会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突然把一包砂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听日本奶粉举到他鼻尖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贸易不分敌我，商机高于一切。尤其日本的黑市贩子，冒着被自己国家处死的危险，把奇缺的货品走私给中国贩子，再曲径通幽地走到念痕这样官派的走私物品采购员手里。有一次念痕把焉识叫回寝室，让他往竹床下探头。床下搁着一个纸板箱，拖出来，里面装着二十多个松花蛋和半截宣化火腿，还有一袋干鸡棕菌。那时暑假刚开始，她建议就用那两天过大年，一天算年三十，一天算年初一，到了真过年万一又让日本人截断了什么线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年货。
念痕的噩兆在当年年底应验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重庆通过滇缅公路、取道河内从香港取得的物质补给就不再可能。念痕在学校越发成了红人，她的走私贸易已经织成一张大网，几乎什么都可以买来，烟、酒、布匹、皮鞋、西药，随便你要什么，只要时间和价钱上不限制她。她还组织几个教授眷属和学生会一块在校园里开了荒，只是茄子下来全校都要吃茄子，都要被茄子吃倒胃口，而收获扁豆的，师生们又把一生的扁豆定额都吃超。这一年，迁到重庆的教授等于都受了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膀。而能吃到这样的“红烧蹄膀”的，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一人，因此他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
是念痕拿着报纸从邮差那里一路奔回的。他在写作，叫她只管拆开信封去读。她从信封里拿出报纸，靠着门框开始阅读。读完她不说一句话，扭头看着门外渐渐到来的黄昏。他问她是不是认为文章不好。她说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样写就闯祸了。那几个人都不是好来头，跟陆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场，陆教授还把他们写到文章里，当白鼻子小丑写，他们肯定不会再客气的。从政府搬迁到重庆念痕就开始在教育部里做事，衙门的事情她比焉识懂，什么样的话会惹官员们翻脸，她一看就知道。焉识的话也许已经惹翻了他们。焉识笑了，说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经坏到了底，再坏就好了。
就在当天夜里，焉识的房门被人撞开。五个带枪的男人把他的床围住，五个枪口对准哆哆嗦嗦开始穿衣服的焉识。焉识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眼睛的瞪视下穿衣，慢说还被他们毫无必要地吼叫：“快点！老实点！……”因此他一会找不着袜子，一会失落了皮带。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的体面尊严在十多分钟里丢得非常干净。他一面跟着五个人往门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时念痕的话。女人的直觉总比男人好。
到了门外，他发现不止进到门里的五个特务，门口还有两个，过一会，又从房子后面跑过来两个。他一个教书匠，让他们这样认真打伏击，看来确实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该怎样通知念痕。有关这类夜里突袭式的捕人学校传闻很多，被捕走的人从来就是秘密失踪，失踪者身后所有的问询都不被理睬。那么念痕就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怎样？
他们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弯处，碰到从一扇门里出来的人。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出来是打算在墙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识一行愣了一下，马上缩了回去。焉识希望他看清了自己，并且会多嘴多舌，把夜里看到的都告诉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诉她，不然她早上来给他做早餐时就会急死。
焉识被关押的地方念痕在一个礼拜后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门路她怎么都会找到。她带来了换洗衣服和刮脸刀，几本跟政治无关的英文小说。他看她举重若轻地说说这谈谈那，从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里有多焦虑。焉识逗她，说关在里面反而好了，吃饭不愁了，还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而且监狱是半地牢，有利于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脸，像个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临走轻声说她会想法子的。
第二次念痕来的时候，焉识请她带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写给上海家里的。焉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每月给家里一封信。信要走怎样漫长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里，或者是否能到达，他从来不去想。
“她们收不到我的信，会瞎猜的。”
这是他和念痕头一次共同面对他的现实：他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纸张，一个烟盒的内壳。
“她们收到你这样的信，”她拿起那张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烟壳，“还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经出事了。”
“只有这个。还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来的。”
念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是她用来记课堂笔记的。她撕了两张纸给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写一封信。不必写那么详细，就写“一切都好，温饱无虑，请勿挂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识照办了。念痕接过草草写下的信文，随便地折叠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这有多荒诞啊，她念痕充当起焉识和妻子之间的信使来了。
所有从监狱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纸张要被横看竖看，对着光亮看，拆开字句看。所以每次让念痕带出去寄给婉喻的信也无法写什么，连飞涨的物价都不能提，都是对当局不满的宣传。写来写去，无非说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痔疮犯了，好了，又犯了；右边肋下有点隐痛，但愿只是肋间神经问题，而不是胆囊或肝脏；重庆太潮湿，因此脚气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为焉识寄这样的家书寄了两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泼一点点褪去，脸色的光泽一点点钝然。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似的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学课程，拿到了商学院的结业证书，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