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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去华盛顿之外工作。迄今为止，这类报道还寥寥无几——
两个孩子兴奋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抬头看见她的节目开始了，便把音量调大了些。这是她追踪了好几个星期的一篇报道，她很关心此事的最后结局。这篇报道是关于堕胎这个有争议的老话题，但却有点新意。两个星期前，弗吉尼亚州一个堕胎诊所遭炸弹袭击，一个开车驶近大楼的妇女受了重伤。琼莉采访了创办诊所的医生，他似乎发了狂。她还和丈夫史蒂文就采访交换了意见。史蒂文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认为她对医生的采访方式几乎将她自己摆在赞成堕胎的一方。
然而，琼莉追踪采访了这个医生的合伙人（另一个医生），发现他正陷入离婚的麻烦，且债台高筑，还发现他们俩对事件的描述有矛盾。她无意中揭发了可能存在的一个阴谋：是两个合伙人自己炸掉了诊所大楼，然后领取保险金，并为自己制造舆论、争取同情。她的报道播出后，引起警方介入，但是他们的调查似乎毫无进展。琼莉到医院采访了那个受伤的女人，那女人只在摄像机前艰难地说了几句话，几小时之后就一命归西了。
女人的死亡使这篇报道成为报纸上难以忽视的大标题。大陪审团随后对这两个人起诉，今晚播出的报道就是讲述他俩如何欺骗公众，把袭击诊所的责任归咎于反堕胎运动的同情者，并利用爆炸事件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琼莉站在死者墓前，对这场由于堕胎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无法达成理解，而诉诸暴力对抗，并导致一个无辜者丧命的悲剧发表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评论。“死者格洛莉亚·格拉梅霍是来诊所应聘当清洁工的。她是个天主教徒，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琼莉·帕特森从弗吉尼亚报道。”
“到底什么是堕胎？”萨拉问道。
“你真笨。”怀亚特说。
“我不笨，只是有一点点不懂。”
“堕胎就是爷爷帕特森所说的‘罪恶’。”怀亚特学着大人的口吻补充着。
“还不止这个。”琼莉轻轻解释道。“好了，”她拿起他们的杯子说，“去换衣服。我们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接爸爸。”史蒂文现在正驾驶一架麦道80飞机从圣路易斯飞往纽瓦克，他们要到那里去接他。“如果你们快点准备好的话，我们出发之前还能吃点馅饼。”
两个孩子跑出了房间。
琼莉关上电视机，倒了杯咖啡，然后坐下来。她列了一串要记住的事情——取史蒂文四月份的飞行计划，给巴尼·凯勒的生日卡片，华盛顿住所的盘碟晾干架，给拉里·金和彼得·詹宁斯回电话！！——然后从馅饼上揪了块硬皮尝了尝。她觉得有点咸，但由于苹果的甜味，馅饼可能会很好吃的，如果再配些冻香草酸奶就更好了。
她站起身，走到就餐区拐角靠窗的小座位上。这是房子里她最喜欢的地方。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房间才买下了这幢房子的。他们把原先一间小会客厅和餐厅、加上小厨房和食品间改建成一个宽敞、舒适、朴实的家居场所。石头砌成的大壁炉驱散了整个房间的寒气；如果壁炉热量不足，从巨大的北欧海盗牌取暖炉——是他们唯一时髦的用品——散发的热气会起到弥补作用。他们用古色古香的双层玻璃落地窗取代了原先的竖式铰链窗，敲掉了前屋主随意安装的一只书架，设计出这个靠窗的座位。这是琼莉用来消磨时间的地方。
她坐在那儿，看着窗外夜幕降临前的最后景色，看着白雪覆盖的草坪上那个正在融化的歪歪斜斜的白色外星人，她感觉很幸福。她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美好。是的，自从她决定离开亚特兰大为自己创造新生活以来，自从她和史蒂文结婚以来，自从上帝赐给他们两个可爱、健康的孩子以来，一切都很美好。但是现在更完美了，因为她的事业终于和其他事一样使她称心如意。孩提时代所有的挣扎、恐惧、奋斗、封闭、痛苦以及她那熬过一切、摆脱出来、永不回头的决心，都是为了现在这一时刻。
十二岁的时候，她经常坐在摇摇欲坠的后门廊下面，听着盖在门廊上的尼喜可乐招牌上的雨声，那声音盖住了父亲的喊叫声。那时候，她就梦想着这一天。这杯咖啡、这个靠窗小座、这所已属于她的房子、楼上孩子的声音（现在安静了些）、去机场接丈夫、看着他身穿制服走下飞机引人注目的样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她梦寐以求的，而这一切现在就在眼前，就在她的手中。
她那时还梦想着成为一个电视明星，但不是伊丽莎白·蒙哥马利或是玛莉·泰勒·莫尔；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巴巴拉·沃尔特斯。现在，巴巴拉是她的朋友，或者说是她的一个崇拜者（近期的一篇采访报道中是这么说的）。她正慢慢沿着成功的梯子向上爬，但这成功不是建立在她的美貌或者她的智慧之上，而是基于她的努力、她的热情和她对“语言沟通”全力以赴的追求。取得这一成功的是一个儿童时期几乎不会说话、十六岁之前一直企盼着与别人沟通的女孩。
电话铃响了，是巴尼。“你看了那篇报道没有？”
“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很动人，我要派你去菲律宾。”
她大吃一惊。“拉莫斯认输了吗？”
“是的，而且伊梅尔达即将上台。”
“她不会同我们交谈的，甚至连克里斯蒂安娜·艾曼坡都不能接近她，她对美国积怨很深。”
“是积怨很深，所以她才要找你。”
史蒂文·帕特森机长拉着萨拉的手，把怀亚特扛在肩上，穿过机场大楼。琼莉告诉他自己要去另外一个门，而不是车门。“什么？”
“妈妈要坐飞机去瓦尼拉①”怀亚特说。
①原文为Vanilla，意为“香草冰淇淋”。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英文是Mani1a。两词的发音相近。
“是马尼拉。”琼莉纠正他说，“我要连夜赶到西雅图，然后搭乘明天上午去菲律宾的飞机。”
“好吧。”史蒂文用热情的语调对孩子们说。他想驱散他们由于她的离去而造成的失望。“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小家伙都归我了。”
“别把他惯得太厉害了。”琼莉警告孩子们，她看看航班通知板，看见她的航班正在登机。“我要走了。”
史蒂文问：“是什么报道？”
“巴尼·凯勒说伊梅尔达·马科斯要为我唱歌。”
尊敬的伊梅尔达·罗慕亚尔德斯·马科斯，这位莱特省的国会女议员从“巴塔桑·旁班萨”，即菲律宾众议院的位子上庄重地站起身，走过大厅，边走边挥动一块绣着姓名首字母的手帕——像手持弯刀穿越丛林一般。她知道摄像机正对着她，她表现出典型的伊梅尔达风格：微笑着，以一视同仁的目光扫视着房间里的朋友和对手，不时停下来跟这个打招呼，跟那个点点头，但不论在哪里，都是一副明星气派，一个控制局面的内行。她用灿烂的微笑迎接琼莉，从头到脚打量着她。“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这套漂亮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
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应伊梅尔达的要求，采访拍摄进行了三天，因为她要用宝贵的时间去“领导”国家，采访的第一部分在国会大厅和大厅周围进行。这是她这些天来有了相当控制权的地方。一九九八年的总统大选即将开始。她会不会参加竞选呢？琼莉直截了当地问，她再度露出灿烂的微笑，好像准备高歌一曲似的。她弯腰揉揉脚后跟刚才接触到白色轻便鞋的地方。她只是说了一句：“我很希望你能来我家参观。”
第二部分在马卡蒂的太平洋广场公寓摄制。在这里，马科斯夫人和她的过去生活在一起，墙上挂满了她和大夫费迪南在他们的辉煌时期同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的合影照片。她回忆着当时的感受和荣耀，以及后来的放逐——那是一段磨难。当说到科里·阿基诺不允许马科斯回国休养时，伊梅尔达仍然耿耿于怀。琼莉问这是不是她第一次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她故作腼腆地、巧妙地说：“我是否参加竞选，能否获胜，那是由人民来决定的。”
第三天的采访在马尼拉大酒店的休息室里进行。休息室里灯光柔和而温馨，气氛庄重而舒适。这里记录过伊梅尔达一些最灿烂的时刻。在这里，她谈到马尼拉的光荣历史、发展、投资和亚洲皇冠上的宝石。她拿出一本已经破旧的一九九六年的《孔德·纳斯特旅行者》杂志，指给琼莉看一篇由路西塔·洛佩斯·托里格罗萨所写的题为“高速发展中的亚洲”的文章，上面有她的照片和赞美她的醒目文字：“一个自豪的、有活力的领导者”。琼莉追问是不是总统候选人？伊梅尔达避而不答，琼莉开始展示她的采访风格：那些钱都藏在哪里？你怎样解释你们留下的烂摊子？伊梅尔达很干脆，坚持说自己对这些不法的事一无所知，还引用她自己修订过的第五修正案说：“我只是一个乡下女孩。”
琼莉趁伊梅尔达用手机打电话到国会的半小时阅读了《旅行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上面写着：“‘只有当你了解了各省的情况以后，你才能了解我，和我一起去莱特省吧。’我明白她的意思。菲律宾的重点不是马尼拉，也不是它的度假胜地和海滩，而是她土生土长的地方，在土坯房和窝棚里，在一个灰尘沾满头发、泥浆溅在脚上、孩子们扯住你裙子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在许多人的心里，伊梅尔达·马科斯仍然象征着菲律宾。”琼莉作了个笔记，要得到这篇文章的引用权；它写得有道理。
她们在人头攒动的里泽尔公园散步，继续第三部分的采访。在机器声、船舶声和远处南港的嘈杂声中，吐词咬字都很费劲。然而就是在这里，伊梅尔达给了琼莉终身享有的独家新闻报道：“我将参加我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总统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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