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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可能不全对，但也不无道理。
蒙古人入侵中国，他们作为军事强大，而文化落后的民族，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压制，可以理解。但朱元璋一统中原之后，他对中国人的思想，同样地进行了高压的政策。同时，他对于孔孟之道搞修正主义，把适合皇权统治的一部份，无限放大夸大。最后只仅仅是儒家孔孟之道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皇室的需要，被浮夸成了儒家的全部。在一个独裁、极权的国家里，如果选择了某一思想，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教，则按照统治者的欲望，这一思想学说的每一个文化细胞都必须为极权服务。
远古的孔孟之道好象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很纯正的孔孟之道，如“中庸”、“和谐”等的思想，或被皇权剪裁，或被国家删除，或被打入思想的冷宫。
自明至清，国家虽然还打了儒家的旗子，笼揽人心。但这一时期的儒学，仅仅是笼在皇权外壳上的一件外衣，而其内核独裁，是极权与专制。学术大师们，对中国古代的这种现象，给起了一个学术名字：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的结果，是权力阶层，越活越爽，他们给民众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们控制民众的手法，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对民众控制的方式，也是一天比一天复杂。民众在一天又一天压力之中，被臣服、被驯服。
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说：咱中国人培养忍辱负重的能力，就象乌龟培养自个儿的甲壳一样。
确实在这种独裁、极权、高压的体制里，民众只有向乌龟学习，才能活下来。所以经明清两代，咱中国人之中，自由思想的人少了，思想解放的人少了；而属乌龟的人、属绵羊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这就是朱元璋这类皇权的独裁者们，想要的结果。他们认为，把一群人变成乌龟、或者绵羊，比把一群人变成人，好统治得多。所以，为皇家的江山永固，朱元璋给近代中国，开了一个很坏很坏的头！
五，分封
为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摆平了功臣集团，还想出了“驯服”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历来皇权的敌人，不光光是拿枪杆子的武将，及一些有野心的、拿笔杆子的文化人。在中国民间，总有一些不怕死的陈胜、吴广，他们也在想着，“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想着“江山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是朱元璋本人，也是从一万万人之下的叫花子，变成万万人之上的皇帝。抛开迷信的天命之说不谈，朱元璋可以从一叫花子变成皇帝，在中国乡间，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民众，难道不会为朱元璋的成功心动？
为了防止种种可能性，朱元璋想出也为大明王朝设置“屏藩”的主意。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大封功臣之后，据说是以宋、元之灭亡为戒，（朱元璋认为，宋、元所以灭亡，一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过于孤立。）所以他封皇二子朱梜，为秦王，封地西安；封皇三子朱棢为晋王，封地太原；封皇四子朱棣为燕王，封地北平……共选项出皇子、皇孙十人，皆封于全国要冲之地。洪武二十四年，又封了一批皇子，前前后后，共封二十四位皇子，为藩王。
二十四位藩王，在各自封地，可以拥有军队，最大的藩王可以拥有二万人左右的武装，最小的藩王，也有权拥有数千人的军队。而且他们在封地内，还拥有民政、司法，任用官吏等权利。所以二十四位藩王，就等到于把大明王朝划去了二十四份。
分封之初，就有人担心，大明王朝会重蹈汉王朝七王之乱的旧辙，藩王们总有一天，会尾大不掉，危及中央王朝。但朱元璋没有当回事。其时明王朝距离刘汉王朝，时间过于久远，而宋、元两朝，近在眼前的案例，迫使朱元璋采用分封诸王之法，结果为日后“莫逐燕、逐燕燕高飞”谶言，创建了现实的基础。
公元1368年五月，明洪武三十一年，英雄了一辈子的明太祖朱元璋，终于抵挡不住自然的规律，生病死了，时年七十一岁。朱元璋临死之前，下了两道诏书：一，命皇太孙朱允文继承皇位；二，命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儿子们，化悲痛为力量，镇守藩国，不得来京奔丧。
朱元璋的第一道诏书顺理成章。明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死后，朱标之子朱允文，被朱元璋立为太孙。其时朱允文十六岁，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允文已经做了五六年的储君，所以朱元璋一死，皇帝之位，非朱允文莫属！
但朱元璋的第二道诏书，有点不近常理儿。按当时封建论理，明王朝普通朝臣逢到“丁忧”（父母之丧），尚需“夺情”（辞职回老家奔丧，守孝27个月左右），堂国家最高领导人死了，他二十多个儿子，居然不让到场哭个别，仅让孙子送葬，从人情上讲不通！在朱元璋众多儿子中间，也许有真心孝敬的，但迫于皇命，多不敢说一个“不”字。独建文帝朱允文的四叔朱棣，知道父亲驾崩的消息，星夜南下，到达淮安时，被当地驻军所阻，急报建文帝。其时朱允文才称帝几天，见四叔朱棣不服从皇爷爷之命，他既气又急！所以他也下一道不近人情的诏书：责令燕王朱棣北还！
《明史》记载，燕王“怏怏北还！”
在太子朱标死后，因为皇位继承权的问题，朱棣与建文帝已经埋下日后冲突的伏笔。据《明史》记载：因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认为，皇四子燕王朱棣“类己”，所以想立朱棣为太子。但大学士刘三吾等人，坚持“立嫡”原则。按“立嫡”原则，太子朱标死后，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应是朱标之子，朱允文；第二继承人，皇二子朱夹；第三继承人，皇三子朱拓。再其次，才能轮到皇四子朱棣。为反对立朱棣为太子，刘三吾提出两个理由：一，皇孙朱允文时年十六岁，已经成年，而且聪明仁孝，在朝臣之中，口碑很好，是一个不错的守成之主。二，如果皇帝跳过朱允文，立皇四子朱棣为太子，这做老子的心眼儿太偏了，置皇二子朱夹，皇三子朱拓于何地？
刘三吾一席话，打消了朱元璋想立朱棣为太子的念头。但朱元璋想立朱棣为太子的想法，却传得宫里宫外满天飞。这些消息，对于燕王朱棣来说，有相当强烈的心里喑示，可以增强他的自信心，但对于建文帝来说，从听到这类小道消息开始，他对自己这位四叔，多了儿份猜忌与怀疑！以至，在他还是皇太孙时，就表现出，对全国各地众多强势的藩王叔叔们的“远滤”。一次，他在皇宫的东角门里，与太常卿黄子澄闲吹时说：“众位皇叔分封天下，一旦有变，当如何应对？”
黄子澄给朱允文吃了一颗定心丸：武力清剿！为了给朱允文增加信心，黄子澄还给朱允文列举了汉景帝之世，汉景帝成功削平七国之乱为例。确实，朱元璋的分封诸王，与汉高祖刘邦分封一样。而分封制度，可能是防止外乱的一贴药。但吞下这贴治世之药，最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是内乱。汉景帝之时，有周亚夫这等帅才，帮汉景帝稳住了天下。可朱允文的大明王朝，只有李景隆这类降将！所以，同样的历史布局，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个性的人物身上，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不会一样！
朱允文未必明白这个理儿，在他称帝之后几天，就发生了燕王藐视皇命事件，这让朱允文心里十分窝火，所以过了几天，他就把黄子澄找来，对黄子澄说：“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否？”
黄子澄当然没有忘，于是乎朱允文与黄子澄开始“畅谈”，如何如何处置外藩的种种设想。而就在朱允文与黄子澄在皇宫里密谈时，燕王朱棣，早就在朱允文的皇宫里，密布了许多线人。他们把皇帝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的泄露给了燕王朱棣！
公元1399年，明建文帝颁布了，朝庭对全国各地藩王的新政：诸藩王不得节制封地的文武吏士，不得代收国家税赋，不得干涉地方民政！皇帝一纸诏书，把藩王们的军权、人事权、民政权统统给没收了！而且喑示朝臣们，罗烈证据，给各地藩王找茬儿。
其时，明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已经二十余年时间，这些皇子、皇孙们，在他们的封地里，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王”，什么巧取豪夺、欺男霸女、为非作歹、胡作非为之事，做了到是正常，不做到是不正常！如果朱允文下定决心，用大明法律，把藩王们一个一个往里套，大概也是：全部砍头，可能有冤枉；一个挨一个砍头，肯定有漏网！
结果，朝庭整治藩镇的命令，才执行两个月，建文元年四月，朱元璋皇十七子岷王朱楩，吓得自杀。皇十二子，代王朱桂，查出问题，被贬为庶人。
三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变”。其时距离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才十个月时间，按古制，也算是老皇帝尸骨未寒！这叔侄两就这样闹腾起来！
从建文帝称帝时间上看，他撤藩之举，过于迫切。燕王“靖难之变”，多少有点官逼民反的意思。据《明史》记载，“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京畿”谶言，产生于建文帝中期，有一不知名的道士，游走于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边走边唱：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京畿！时人不知其意。
建文帝自公元1398年称帝，公元1402年去位，连头带尾仅五年时间。而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间，为公元1399年7 月，在时间上，属建文初期。所以是燕王朱棣“靖难”在前，道士作谶歌在后。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一个疯疯癫癫道士，嘴里反反复复地，唱着“莫逐燕”这则谶歌，但没有人把道士的谶歌，与眼下正在进行的叔侄大战联系起来。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经过数年的“靖难”之战，攻占了南京，把朱允文逼上了绝路。有人说他投火自焚，也有人说他逃出了南京，出家当了和尚。等燕王朱棣进了南京，称了帝之后，有许多南京人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