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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
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
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
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
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
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
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
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
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
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
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
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
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
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
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
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
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
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
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
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
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
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
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
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
（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
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
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
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
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
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
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
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
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
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
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
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
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
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
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
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
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
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
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
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
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
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
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
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
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
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
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
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
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
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
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
“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
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
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
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
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
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
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
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
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
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
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
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
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
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
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
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
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
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
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
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
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
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
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
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
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 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
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 亩收税。
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
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
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
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
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
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
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