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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的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认可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关系良好，特别是未来的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世界杯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我和贾尼尼的竞争，其实这不是实情。贾尼尼是传统的穿针引线者，而我在场上的位置更靠前。可惜的是，维奇尼认为，我上场后球队攻守比较失衡。而且他偏向于让当年自己手下青年队的球员上场，由于伤痛，我没有入选过那支青年队。
我在对希腊队的热身赛中最后上场踢了几分钟。世界杯开始后，我在队奥地利和美国的头两场小组赛中没有上场，6月19日，在小组赛第三场对捷克的比赛中，我首次担任首发，在盘球过了对方多名后卫后，我将球射进网内。
对于每个进球，我都有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这样的进球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过去在对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也有过这样的进球。这种进球需要想象力和创造性，靠的是艺术家的本能。当我看到球进网后，我不禁兴奋地扑倒在地上。
在对乌拉圭的1/8决赛中，我射进一个任意球，但裁判判进球无效。在对爱尔兰的1/4决赛中，我打了71分钟。在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我在赛前才知道我是替补，维奇尼偏向让维亚利首发。维亚利当时说：“当比赛变得艰难时，上场的应该是硬汉。”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但最后我们输了。我对坐冷板凳当然不快，但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我还非常年轻，也天真，相信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上场时比分是1比1，我经常问自己，如果这场比赛我首发上场，结果会是什么？没有答案，无法证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我的一记任意球差点破网，但阿根廷门将创造了奇迹。点球决胜时，我的点球进了，但这不够，最后我们以点球告负。在以后两届世界杯我们均是这样失败，这种晦气让人很难咽下。
在于英格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我们踢得很好。我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但大家都无心庆祝。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在球场上，我们相互问道：我们赢了5场比赛，平了1场，怎么可能失去世界杯呢？但这是事实。
整个夏天，人们谈论的都是世界杯，特别是塞雷纳和多纳多尼的点球失误以及我在半决赛中坐了冷板凳。但我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前途。
8。 “拒罚点球”非我之过
1990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这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但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7月30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立即回家。我经常在下午5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加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尼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85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
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尼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4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4月6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1990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尼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尼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个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本无法忘记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爱戴。我知道这又得罪了尤文图斯球迷，但我不后悔这样做。我是个球员，但我首先是个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面对许多批评，曼弗雷迪尼教练出面保护了我。他在更衣室当众与我拥抱，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巴乔不是雇佣军，而是一个人，他还补充说，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强队的教练，而是做巴乔所在球队的教练。他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9。 ＂野鸭之缘＂
在佛罗伦萨效力时，我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打猎，我回答说，１０年前我曾是个猎手，但后来不干了。他坚持说：“我们有个人工湖，我们在那里打野鸭。如果你乐意，你也可以来。”一天，他来我家对我说：“现在正是好季节，星期天早上吧，我带你去。”
那天凌晨５点，我准备好一切，跃跃欲试。老板和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我带到湖中的一个棚屋里。天蒙蒙亮，我看到有７只鸟落在我的右边，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时，只听到一声叫喊：“快，开枪！”我们３人一同开枪，７只飞禽全部中弹。我们跑过去拿猎物，他们将一只野鸭放在我的手上。
从那天起，不，从那一刹那起，我就迷上了野鸭，迷上野鸭的眼神、模样和颜色。只要我闻到野鸭的气味，我就如同电击，不能自持。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打猎不再是童年的热情，它变成一种成年人的狂热，近乎神圣。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６４岁，米凯莱今年５８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８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５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会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５个小时，鼻子下面５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５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ＡＣ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８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