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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离最近的火车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
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像在《智取华山》中扮演侦察参谋的北影演员郭允泰，夏天打草时偶然失手被大钐镰划破了小腿，常常化脓疼痛难忍，朱麻子也让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怜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过：“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我认为，朱麻子们恰恰属于“刚好相反”的一类，但也恰恰是那种时代某些领导者眼中“好样的”！
16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一
春天来了。白天冰融雪化，不能拉爬犁，我们就改在夜晚拉。隔了些日子，黑夜也没法拉了，全连只得散伙，各个排原来从哪个生产队来，再回到哪个生产队去。运木材的任务，继续由伐木队派人通过狭窄的木轨路，向“十八公里”积木场艰难运送。
我们这个排，原属与云山场部在一起的畜牧二队打草队，就去了打算与畜牧二队合并的距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队，伙房的女同志也跟我们一道去了那里。春耕，播种，割干草，铲草坯，剥树皮，盖房子，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屋顶上抹泥苫草，刚接到云山场部电话的第一生产队队长一跑出队部门口，就向我们屋上屋下的人大喊：“大家赶快上山救火——”大家茫然四顾，并没有见到一丝烟火，往哪里去救？
原来，发现山火的是伐木队的人。伐木队通过木轨路运送木料的张莹、王少明、管仲祥、莽珉、陈行健等“老右”，将当天早晨第一车木料运到“十八公里”积木场刚刚卸完，发现西南的山上冒烟，他们就一边派人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云山场部报告，一边其他人就不顾早春的寒冷，趟过七虎林河，就势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放入河中灌满了河水往头上一戴，直向山上冒烟的地方奔去。这样，云山场部才向各个生产队打了“赶快救火”的电话，并向850农场总场发了紧急报告。
“快去救山火！”这时队长又跑到我们正在盖的屋子的跟前，“西山已起火，大家赶快带着大锯、镰刀和斧头，向西山跑步前进！”
我们屋上的人连忙下屋，屋下的人则分头去找来大锯、镰刀和斧子，然后脱掉棉袄棉裤，向尚未见到烟火的西山跑去。我们连跑过三个山头，才见到西边的森林上空正浓烟翻滚，浓烟下的森林边缘已烧成了一条火龙。这条火龙还变着形地起起伏伏跃动着。大家更加快了脚步，向浓烟火龙急奔而去。队长也跟着跑，边跑边吩咐大家快砍茶杯口粗细的小桦树、小杨树，人手一根，横着一字排开，向熊熊燃烧的森林边缘前进。
这时火借风势，呼呼地向前翻滚着层层火浪，吞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