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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剋了一顿，说他俩故意制造事端，弄得全队人员心神不定，严重影响了“伐木大跃进”。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
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
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
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