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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①，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