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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
大字报的正文是：
话说丁酉年间①，在新北京某一大院内，有一“百家楼”。此楼位
①即1957年。
于大院中央，于合作社之左，于门诊部之右，其前有灯光球场，其后有大
院礼堂。诸建筑物相互衬托，显得巍峨而壮观。
且说此楼上下，行业繁多，人员复杂！有行政办公者，有编辑报章者，
有理发修面者，有沐浴冲洗者，加之楼上左中两厅聚居60余人。综揽其所
有，共百余人，故此得名“百家楼”。
笔者不言各行各业之昌衰，单表楼上聚居之“盛况”，不乏嘈杂拥挤，
不得安宁；一人小恙，百家传染，哀不胜哀哉！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洪学智、政委余秋里都赶来观看。“反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一顶“右”字号桂冠扣到了李定国的头上，他因此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四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派”的趣闻。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说，有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在“五间房”的一群人中，虽然极少有这种糊里糊涂地被划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说，在“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这样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