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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道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就把他的辩护词特别录了音送进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录音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对抗。据传，是毛主席说他也该算做右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这样，这位当年代号“八一”的为党建立过殊勋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来了。
还有，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当年曾随对日作战的美军在琉球群岛作战地采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美国“密苏里”号主力舰上，他采访过日前向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们的投降仪式，并写了著名通讯《落日》。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他却没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产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
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派”！
具有传奇色彩的伙伴还很多。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不久，“反右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三
不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矮矮的身材，敦实的体魄，宽形瓜子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产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派”。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
当时，北京的一些电影院正放日本影片《箱根风云录》，李定国的大字报就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
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
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
大字报的正文是：
话说丁酉年间①，在新北京某一大院内，有一“百家楼”。此楼位
①即1957年。
于大院中央，于合作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