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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4 故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1000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渡过了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西100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军已尾随而至！他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泪水涟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春节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①。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①本人生于1928年农历正月21日，当年的阳历2月12日。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二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民党守军焚毁了的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①
①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