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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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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
  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
  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
  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
  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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