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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都是在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对她随时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使她约在三十八岁时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盾指向“二流堂”，吴祖光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深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叫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能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叫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副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文化部的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市问新凤霞，要她交待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关于“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结论：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二流堂”前因后果大致如上述，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我怎么不惭愧呢？“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室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疼，浪费了多少钱，多少人力物力？
就说为我先先后后发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力？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即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致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缠夹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越是崎岖越坦平
——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作者：章诒和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二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