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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也成了“右派”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伯永同志一向主持省文联与编辑部工作，又兼着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处长职务，这些事自然一股脑儿算在他的账上。他当时和我们一样，天天遭到大会轰小会斗，并且所受压力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仍表现了对党的坚强信念，并抢着承担责任，希图拯救普通群众。他一直很有信心地说：“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搞不清的事。”他见我屡屡受逼而不愿累及他人，便私下向我说“你揭发我吧”，意思是让他来承担责任。我反问他：“我揭发你什么呢？难道你真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他只好苦笑。当他突然受命去乐清劳动那天，我偷偷去东站送他，他仍谆谆以“要相信党”为嘱，他是怕我经受不住这种特殊情况的考验啊！后来，我一位患难朋友还告诉我，当他与伯永同志尚能参加党内会议时，伯永同志还在这个会上反复说：“郑秉谦不是右派。他是对党有感情的，党应保护他。”
浙江省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开始时并没这么大。省委书记嫌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同志领导不力，调开了他，而从外地请来了一个素以善于贯彻领导意图著称的负责干部来省领导运动。当时群莺乱飞的江南，突然充满一片肃杀之气；不，不如说江南气温一下升高，斗争立即白热化了。仅仅两三个月，横扫千军如卷席，省文艺界数以百计的革命群众，便被卷入“敌人”队伍。当时“搞运动”的人，采取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无限上纲”、“彻底砸烂”的先声。
他们把各级领导人按党的指示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说成是“煽风点火，组织右派队伍”。1957年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以及张天翼、艾芜等老党员作家，曾来杭贯彻这个会议精神。他们先找郑伯永等省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像我这样的作家代表交谈，然后召开几次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他们走后，省委书记又委托省文联党员副主席陈学昭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伯永同志作为省文艺界主要领导之一，自然是参与这些会议的联系、筹备、主持等工作的。我作为当时省内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自然也几会都参加。但这些事，后来都被“搞运动”的人说成是“组织右派队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到了“文革”期间，这又被说成是邵荃麟同志以至那个省委书记“组织右派队伍”了）。
这些人把文艺界人士互相间的关系，说成是“反党集团”成员关系。伯永同志当时既是省文联主持工作的人，又是省委文教部与文艺界的桥梁，上下左右工作关系很多。这时那位新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干部，坐镇报社，报纸便连篇累牍地说浙江文艺界有个大的“反党集团”，成员是黄源、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曾湘渠等人，把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省文联以至省政协的许多领导人，都包括进去了。报纸又宣布在省文联内部，还有个以“郑伯永为首”的“反党集团”，我们这些文联工作人员自然便在其中了。伯永同志上下挂钩，被套在这两个“团”（或曰“圈”）上，脱身不得。大会轰，小会斗，他和我都狼狈不堪，我则更迷惑不已。
这些人把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内某些歪风和腐败现象提意见，说成是“向党进攻”，“以求一逞”。即以伯永同志来说，1957年上半年曾在报刊上写了四篇短文：《为什么》《谈表里》《“皆大欢喜”》《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些短文，或批评某些人只顾自己做官、不管革命老区群众生活，或批评当时已开始出现的瞎指挥与浮夸风的萌芽，或批评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精神、拒不贯彻“双百”方针。他的锋芒指向党内某些人的缺点错误，但“搞运动”的人却把这些文章都说成“向党进攻”。
这些人索性用向壁虚构来代替客观事实。我记得运动初期一次揭批大会上，有人胡说了怕永同志什么。由于是彻底的捏造，怕永同志气得满面通红，鼻子就更红了（革命老区群众曾因他的鼻子而昵称他为“老红”）。他勇敢地站起来要求发言，由于事实在手、真理在胸，加以他说话一向生动活泼，他越说越吸引人，会场不时发出赞叹声、笑声，说完后甚至还有人拍手。至于这些“搞运动的”究竟造了他一些什么谣，我因自顾不暇，没有去记；但对这些人诬陷我的事则至今记忆犹新，不妨说一说。譬如：北京在批刘绍棠，他们便说我是“刘绍棠在浙江的代理人”；南京在批“探求者”，他们便说我是“探求者”的同路人；中央在批罗隆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便说我早就在倡导这种“论调”；某地在大张声势说某人“篡党”，他们便说我篡夺浙江文艺界的领导权。总之，完全按他们的政治需要来捏造事实、“创造典型”，在那个报纸上做连续报道。当时幸亏还没有人写稿说我喝干西湖水或烧平灵隐寺，否则那个报纸也决不会劳神派人去看一看，便会全文照登的。
这些人索性以随心所欲来代替党的政策。反右斗争尽管是无限“扩大化”了的，但当时对人的处理也有一定政策与规定。但我们所遭受的，往往是超出当时规定的东西。伯永同志是十一级的厅职干部，却比我们更早地被匆匆忙忙弄到乐清去监督劳动。省文联除了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一家七口，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当地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这对于一个1937年入党、出生入死地同敌人斗争的老革命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但伯永同志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三面红旗”给农村造成大饥饿，他将自己仅有的几斤粮票几元钱，让给老区的革命群众，而自己却挖树根、吃野菜。如此日复一日，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
当时那些搞运动的，既然可以这样对待老干部，对于我们这批小青年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下乡劳动前，只在一个大会上听到对我的处分：取消职务、级别、工资，关系留在机关，靠稿费生活，下乡监督劳动。到了乡下，才听旁的右派说，他们都看到过自己的“处分决定”，而我事先只听过这寥寥数语的“宣判”。当时农民劳动有工分，我劳动不能记工分，至于靠稿费生活，那更加是神话了。这种“自费改造”的生涯自然无法久拖，我为了争取摘帽、弄口饭吃，不得不违心地按那个报纸的口径来“检查”自己。但不论我怎么检查，上面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未触及要害”。我想我已按他们的调子，一直“检查”到“篡党夺权”的份儿上了，还有什么更“要害”的东西呢？于是便不断地往纲上线上爬，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问他们“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被批为“摸底”。直到1979年，我收到了“改正决定”复印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处分决定”上的罪状，仅仅是一篇揭发某些领导干部强占文联办公用房的杂文，以及两篇从未被批判过的短文。我后来才知道，这三篇小文章曾有幸“再发表”于省委宣传部编的《反右派斗争参考资料》一书上。而那些当年在会上报上强加给我的种种极其可怕的罪名，倒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想起，运动期间，我面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罪名，实在忍无可忍，加以当时年轻不懂事，我竟去找反右领导小组，据理力争。对方当时一言不发，事后倒也没把这些纯属臆造的事往“处分决定”上写。但是，当时我的右派帽子早已戴定，并且屡屡在报章上公布，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便从我著作中随便抓了三篇短文来凑数。但这三篇短文是什么性质的呢？“改正决定”说，它们“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些内容还是好的”。看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将“处分决定”给我本人看的原因了。
这种儿戏现象，也不仅仅对“右派”为然，对其他人也一样。省文联有一位重庆《新华日报》报童出身的同志，仅仅因为脱口说了“右派同志”一词，便立即在党内受处分，并终生下放。还有一位画家，当突然被宣布下放劳动时嘟哝了一句“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