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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些文艺作品中，对于“划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责备很严。有这样的批评：“她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向党进攻，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吗？”我对于这样的批评非常反感。当时以最高真理的权威，以全国全民的声势，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个弱女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为右派的本人都会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政治评价，对女子、儿童和一切弱小者总是责备特别严酷苛细，今天是不是要变一变了呢？全国几十万右派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也没有，我见到听到的范围内也极其个别稀罕，可以想见大概都是有其万不得已之情。文艺作品中写到这些不幸的女子，真是应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们丑化成水性杨花、背寒趋热、出卖灵魂，甚至反噬无情，落井下石，这样下笔于心何忍呢？或者没有那样坏，但是写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责，一切责任罪过只在她自己，这同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只成为永恒的耻辱的记号，捐了门槛还是不配摆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当年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化”，如果留在文艺编年史上的，仅仅是几个“左”氏之徒，恶劣之辈，排除异己，公报私仇，造成几个淫娃荡妇的丑行，几个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忏悔，也实在太辜负那一段历史了。当然还不止此。还有我们一直是留在原单位监督使用，据我所知全国好些单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这里面的甜酸苦辣，与“牧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还没有看到文艺作品里描写过。但是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因为读者只能对作品里已经写的谈谈观感，不能责备作品为什么没有写这个写那个，何况我自己是当事人，人家还可以反问一句：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我想我是要写的，文艺作品不会写，干脆记事也行。好在当年所谓“右派小集团”的人都还健在，张友写同志八十多岁的高龄，近年来见面不多，但忽而听说他重游六朝烟水之地，在夫子庙吃干丝，忽而听说他到了包公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况另外几位比他年轻。我希望他们都来写，尽可能多留些真相下来。问题的究竟，我们当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紧，历史需要我们作证，我们把证词留下来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楼
（选自《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作者：郑秉谦
郑伯永同志是我四十年前的上级。从工作关系上说，他是浙江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那时实行秘书长负责制，他主持文联工作，并兼《东海》杂志主编；我则是这个刊物的小说散文组组长，他自然是我的上级。而从当时反右斗争强加给我们的关系来说，则他是文联“反党集团”的“头目”，我算“骨干分子”，据说也是上下级关系。
伯永同志是浙南乐清人。今年初，有两位乐清青年，通过北京线装书局与杭州《东海》杂志社，辗转找到了我。他们说，他们从小就听家乡父老传颂伯永同志革命斗争的故事，也听说怕永同志后来在反右斗争中受冤而死的惨况。他们发愿要为他立传，并收集别人写他的文章，出一本书，纪念先烈并激励后人。他们要去了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的文章，并再三再四要我把伯永同志在1957年的情况写出来。
说实在的，反右一开始，我就首当其冲，只忙于挨斗与检讨，已无暇他顾了。加之次年初，怕永同志又匆匆忙忙在乐清“监督劳动”，未及把他在运动中的经受遭遇告诉我们，1962年又过早地去世了；我以为这篇文章很难写。但他的乡人的请求，情不可却；加上将当代史资料留给后人，也义不容辞。于是我思之再三，就写写我与他在那场“斗争”中的大致情况吧！因此也可以说是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时刻的简单记录。
我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刚从部队下来。在人民解放军中，我曾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一次。到了地方上，由伯永同志建议，浙江省文联机关党支部根据我来后及过去的表现，正在着手发展我入党，叫我写申请书，填表格，诸如此类。杭州市的选民们，也在此时选我为市人民代表。而此前不久，因我的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在全国的轰动效应，中国作家协会不断通过两个大刊物表扬鼓励我，并邀我参加我国首次青年作家会议。当时，党在大力培养我，我也对党充满感激之情，并在用自己更多的作品与更勤奋的工作作为回报。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浙江省文联才一年，一场无情的风雷冰雹劈头盖脑向我打来。我与省文联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省文联正副两位主席宋云彬与陈学昭，正副两位党组书记黄源与郑伯永，全成为“阶级敌人”自不必说，我所在的《东海》，从兼主编开始，编辑部主任与一个代行主任职权的文联中层干部，到所有编辑组正副组长，无一幸免。全编辑部十三人中，共打出“右派”七人、“中右”一人、“坏分子”一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这还不算运动中新派来主持编务但一夜之间也成了“右派”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伯永同志一向主持省文联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