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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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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以便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儿。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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