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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