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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作协通知我们搬家。照情理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人都隔离反省了，怎么还能继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呢？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问题还没有最后搞清楚，家里只剩下带着不满周岁小女儿的母亲和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就要被扫地出门，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好在作协有两个同情我们的公务员，帮助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贡院西街1号。这里只有一幢楼，楼上是《文艺学习》编辑部，楼下是《译文》（即《世界文学》的前身）编辑部。我们只分到一间住房。刚搬进去时，我们的生活真狼狈极了。母亲成天为父亲的事情干着急没办法，作协也不准她去探视。小妹妹陈幼京不满周岁，还在吃奶。母亲产假已满，不得不去上班，弟妹们都住校或住在幼儿园里。我白天也要上学，平时家里没人。父亲被隔离后，母亲把保姆辞退了，她在灯市口合作总社幼儿园工作，要上班，还要给孩子喂奶。因为父亲的事当时还没有公开，对外面，甚至对自己的单位也不能说。母亲心里苦闷极了，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单位和家里两面跑，想在外人面前做出家庭生活很正常的样子。
有一次，我惹了一个大祸，母亲才觉得这样两头跑的生活不是办法，只好带着小幼京住到灯市口幼儿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母亲上街买菜，弟妹们也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去玩了，家中只留下我照看小妹妹。她躺在一个大竹网编的摇篮里，摇篮的两头用绳子分别吊在这边的门上和对面的窗子上。母亲买菜好久没有回来，小妹妹大概饿了，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我摇着摇篮想使她安静下来，但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摇，怎么哄，她就是哭个不停，而且越哭越厉害。我着急起来，只好拼命推摇篮，摇篮越摇越高，突然，“啪”的一声，一边的绳子断了，摇篮连同躺在里面的小妹妹很重地摔在地上，哭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屋里院里静得出奇，静得可怕（星期天，两个编辑部都无人上班）。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小妹妹被我摔死了，幸好这时母亲推门进来，一抱起小幼京，她突然“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这才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原来这突然的一摔，小妹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骤然吓傻吓呆，哭不出声来了。
母亲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想想她几次向作协领导要求见父亲，他们也不同意，干脆和两个公务员说好，让他们到食堂给父亲打饭。她自己带着我的几个弟妹都搬到幼儿园去住。平常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也去幼儿园和他们团聚。
一天半夜，幼儿园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值班阿姨叫起了睡在隔壁的母亲，想不到是父亲打来的。他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趁着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他说他由于偷跑出来精神紧张，开始怎么也想不起幼儿园的电话号码了。母亲听到半夜父亲来电话，本来就吓了一跳，夜深人静，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响，她真担心让别人听到，就急忙问什么事。父亲很气愤地说，你现在倒好，带着孩子们都到幼儿园去住，把我一个人撂到这里不管了。母亲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管法，作协什么情况也不告诉我，也不准我去看你。我去问他们，他们总是爱理不理。我不能不上班，还要给幼京喂奶，来回跑来跑去太不方便。我就是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你倒说说看，究竟要我怎么帮助你？父亲说，你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我被隔离抱什么态度？否则我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母亲有些犹豫，不敢应允。父亲要她一定去一趟，她只好勉强答应了。
星期天，幼儿园放假，母亲让我带好弟妹们，自己到多福巷去找丁玲同志。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
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反映，帮帮忙，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母亲听这口气，觉得实在无法可想，旁边有人监视，也不好多说，只好匆匆告辞。
母亲回来后，想把去丁玲那儿的情况告诉父亲，冯雪峰那里她没有地址，去了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她盼父亲来电话，但总盼不来。她实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系。她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把去丁玲那里的情况和家里的生活情形写成一张张很小的字条，也告诉他千万别在夜间跑出来打电话，免得出事麻烦。
她把小字条分别包在糖果纸里，用铁罐装好，再拿些日用衣物，请两个公务员带给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写了张条子让公务员带来，说糖果很好吃，以后可以多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协的负责同志，不管是康濯、张僖，还是阮章竞，只要去找父亲，父亲都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即使是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让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后来作协只好勉强同意家属去探望。
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