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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位作家，原是延安鲁艺学生，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曾写过《大裤裆的故事》出版。解放后这位作家来到北京，热心创作，脱离组织单干，在一个中学代课，曾向出版社寄来稿子和书信，要求冯雪峰帮助出版。冯雪峰叫牛汉去看看他。牛汉去看了，人不在，只在窗外看到他室内的情况，很清贫，初冬尚未安火炉。冯雪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一把钱，要牛汉送去。怕他不要，说是“预支稿费”，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指出寄来的稿子缺乏基础，劝他搞创作不要脱离组织，不然，一事无成。（据牛汉1980年1月13日谈话记录综述）冯雪峰这样关心体贴别人，一贯如此。在他处于逆境、工资连降三级的1963年，于初夏某天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迎面步行的吕荧，脸色苍白，像生病的样子，衣服也未换季，还戴着冬天的皮帽子，裹着风衣。看到此情此景，他感到心酸，但由于他与吕荧都“有问题”，不便直接联系，就辗转托牛汉到吕荧家去拜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点钱，过几天我可以送一点给他。你最好能到他住房里面，瞧瞧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他的自尊心很强，决不向谁诉苦的……”（牛汉：《以心灵关怀心灵》，载1986年2月8日《文艺报》）
冯雪峰扎在人民群众中的根须，是拔不出、斩不断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在解放后的顺境中是如此，在反右的一片杀伐声中是如此，在反右之后的逆境中也是如此。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奉命开除他的党籍付诸表决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家开了家庭会议，要他的家属不要因他的遭遇而动摇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他们振作起来，好好做人、待人，好好学习和工作。
从此，他没有怨艾，也毫不卑怯地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主动让出了居住多年的苏州胡同小院和公家配给他的全部家具，搬入梯子胡同一个狭窄而拥挤的集体宿舍中，与大家比邻而住。在社内，则作为一名普通编辑，自1958年至“文革”前的几年中，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的选编和校订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至今仍被传颂着。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统观其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他一册薄薄的选集，是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列入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稿毁了。经请示领导批准，便着手从事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并经周扬同意，去广西等地作了实地调查。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练习写旧诗。
由于他各方面的表现不错，社内同志不仅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反而十分尊敬他，爱护他。1961年春，出版社党组织为他上报了有关材料，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他高兴，社内群众也高兴，个别对他曾保持距离的人也亲近了。他第一件事是去找组织要求重新入党，这为领导出了一道难题，大家傻了眼，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也许是太单纯了，没有想到他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可在某些人那里，仍属于“另册”中的人，这事没少为难基层领导。他不断地提出重新人党的要求，却不断地使受理人伤心。
1965年，他又使基层领导为难了一次。这年，社里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四清”。冯雪峰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有胃病，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是不应去的，但他一定坚持要去，带队的韦君宜无奈，只好让他化名冯诚之跟着大家去了。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特别好，地方干部一定要评选他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韦君直反复做工作，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底细，不管怎么说，还是将他选上了。为此，韦君宜在“文革”中被加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
1976年贝月30日，冯雪峰由于肺癌晚期，又患肺炎并发症，导致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于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上午十一点逝世。弥留之际，他的家属代他又一次表示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友好，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草草地、默默地开了一个追悼会。好在上面没派人来监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的超过二百人，其中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楚图南、杨东药、曹靖华、冯乃超、李一氓、陈其通等。出版社的同志，由于受上级控制“规模”的限制，要去的不少人都被劝阻了。
1979年2月，在冯雪峰逝世后三年，由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国家出版局党委联合上报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上报之前，社内召开过会议，会上念了1957年划他为右派的结论，以及为改正所作的调查核实报告。与冯雪峰共事过的人，其高兴心情自不要说了，都说这个错案早就应该平反。一些不曾与冯雪峰共事过的新来的年轻人，当听到原右派定案材料时，不少人哈哈大笑，笑当时作协那些笔杆子的拙劣，“怎么编造得那样漏洞百出！”
这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生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错案得到了改正。特别是他回到了党内，尽管这时他已作古，只能欣慰于九泉了。
由于社内同志和社会各界的要求，1979年门月17日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因为第一次不准有声音、又限制规模的追悼会，实在不像样，人们无法寄托哀思，这次补开的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操办。追悼会原定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因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不少外地代表提出，他们必须在会议结束时参加这个会；至于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时间、这一地点，都被中国作协占住了，他们要为周立波等补开追悼会，冯雪峰的追悼会不得不让路，改在文代会散会后第三天开，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西苑饭店礼堂开。为此，主持人和社内的职工都很担心，一是怕会议代表走光了，冷清；一是怕饭店礼堂起坐出进，弄得椅了乱响，影响了气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外地的不少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