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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彛泄枋觯骸啊┟衿试谘┓宓男愿窭镆擦粝履承┤醯悖貉细穸幻庵崔郑铀囟е奂薄Ｎ以退⑸复握邸Ｕ庵质焙颍┓迳っ抛撸锲薄闼邓照话⒁舶眨邓铈癫谎币舶眨苤料铝常诔鲎急覆返墓σ谎淖颂钊送贰２还某鲜等匀皇鼓阆嘈牛赫飧鋈司霾换崤樽骷伲导巳耍醵劣谥灰嗉猿希煳谠疲娣缦牛垂椿够嵘枭泶Φ氐亟邮鼙鹑说囊饧！保ā蹲芬溲┓濉罚┯胙┓骞彩露嗄甑穆ナ室模灿懈隼嗨频钠兰郏骸把┓逋菊飧鋈耍娜啡狈ρ魅逖诺纳鹗科宜哉庵制斗浅Ｑ岫瘢账┟竦木笃⑵米锏耐臼遣簧俚摹！庇泄厮愿衿史矫娴挠湃钡悖爬邓穆逞福缇椭赋龉邓恰罢愣说钠⑵保拔颂鲜担钥鞯摹薄Ｇ懊嫖颐撬倒词乖诼逞该媲埃膊唤渤び鬃鸨爸颍龅郊笔率保苁墙趺钍降匾逞刚庋觯茄觥Ｋ约欧妥鹁吹啮那锇滓彩侨绱恕Ｔ谏虾Ｊ逼冢奈恼驴梢越桓那锇赘模那锇椎奈恼拢部梢跃吨毙薷模蝗缍氛枰膊环钍刈魑录兜谋痉郑那锇追峙淙挝瘛６运纳霞墩盼盘欤渤鱿止嗨频那榭觥�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