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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清除他的流毒，文艺界、鲁迅研究界，甚至文科教学方面，整整做了近十年的文章。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等为30年代所作的全部文章，在“文革”中，在“四人帮”统治下，完全反过来写了。众所周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当时，冯雪峰也为他们打抱不平，曾愤激地说过：“‘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扳正了出自不同目的的歪曲，以科学的态度，忠实地描绘了历史，对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极端作出了严正评判。由于这条注，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历史，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大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条注，除了上面所述的考虑之外，还考虑到该注涉及的问题，都是1957年批斗冯雪峰的主要问题，也是令冯雪峰“震动”、“茫然”，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六○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彛褂行矶嘤敕胙┓逋砟暧泄哟サ娜硕妓档剑拔母铩敝杏行┣嗄杲逃ぷ髡吆吐逞秆芯空呦蚍胙┓辶私馇榭鍪保薏幌刃惺湟环苎铩⑾难埽敌┓肴绾握返暮没啊Ｔ谡庵智榭鱿拢胙┓搴懿桓咝耍苁撬担骸澳鞘保颐嵌己苣昵幔苎锼欠噶舜砦螅乙卜噶舜砦螅 庇腥嘶刮Р黄剑�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彛凇段宜赖姆胙┓逋尽分幸苍峒埃苎锵蛩倒庋馑嫉幕埃骸疤业亩咏玻┓逋久挥邪�30年代左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