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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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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清除他的流毒,文艺界、鲁迅研究界,甚至文科教学方面,整整做了近十年的文章。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等为30年代所作的全部文章,在“文革”中,在“四人帮”统治下,完全反过来写了。众所周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当时,冯雪峰也为他们打抱不平,曾愤激地说过:“‘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扳正了出自不同目的的歪曲,以科学的态度,忠实地描绘了历史,对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极端作出了严正评判。由于这条注,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历史,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大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条注,除了上面所述的考虑之外,还考虑到该注涉及的问题,都是1957年批斗冯雪峰的主要问题,也是令冯雪峰“震动”、“茫然”,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六○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彛褂行矶嘤敕胙┓逋砟暧泄哟サ娜硕妓档剑拔母铩敝杏行┣嗄杲逃ぷ髡吆吐逞秆芯空呦蚍胙┓辶私馇榭鍪保薏幌刃惺湟环苎铩⑾难埽敌┓肴绾握返暮没啊T谡庵智榭鱿拢胙┓搴懿桓咝耍苁撬担骸澳鞘保颐嵌己苣昵幔苎锼欠噶舜砦螅乙卜噶舜砦螅 庇腥嘶刮Р黄剑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彛凇段宜赖姆胙┓逋尽分幸苍峒埃苎锵蛩倒庋馑嫉幕埃骸疤业亩咏玻┓逋久挥邪30年代左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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