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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因为这结论的前提条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的，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都建立在这个他们虚拟的前提条件之上。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可是检查的口径还是邵荃麟布置的那样，即“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为此，他多次找邵荃麟。他回忆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邵荃麟是冯雪峰的老朋友，周扬安排他来做冯雪峰的说服工作，是很合适的。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虽然冯雪峰也据理力争过，指出它逻辑的荒谬，但还是取得了相当效果的。据牛汉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邵荃麟在说服冯雪峰时，也可能是说服者为了成全朋友又便于向上交差，也可能是蓄意为之而做的一笔不准备兑现的政治交易。据牛汉回忆，1958年冯雪峰案了结而冯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已被“说服”的过程。其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入，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正当他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这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与闻其事（王任叔已去世，无法核实），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
1958年1月15日，文化部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提交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将冯雪峰列为“极右分子”，但未见批复。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在他得知组织即将对他作出处理之前，已预感到即将失去母爱，他以婴儿似的啜泣之声，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愿。他说，自己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和党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他难以想象离开党的痛苦，希望继续留在党内。只要如此，不管给他什么处分，他都能承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把他的意见反映了上去，上级的有关领导单位也对此作过考虑，但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出党。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谁也不敢违抗上面的决定，每个党员都举起了手，表决通过。冯雪峰也举起手。这次会没有对他进行批判，是次无言的会，倒是冯雪峰在会议临结束时发了言，他像一个正式党员那样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当时冯雪峰显得很沉着，很具信心，因为他在会前听到过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的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出党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
三
冯雪峰的问题刚揭露、批判完，并已见了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周扬即叫邵荃麟代他去看冯雪峰。说冯雪峰到底是位文艺界的老人，要关心他一下。
关心他，也还需要他。1957年10月，尽管冯雪峰已完全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和《鲁迅全集》的工作岗位．尽管他的身份已不适宜做重要的文字工作了，但邵荃麟却交给了他一项任务，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题头注拟稿。据邵荃麟在一份材料中说，“周扬向他说：‘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11月间，即找冯施加压力，冯只好接受。'邵荃麟受周扬指示，找冯雪峰说：“还是由你先拟一个稿吧，你熟一点。”冯雪峰由于早受邵荃麟的“说服”和暗示，希望保留党籍，不敢违抗，便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口径，也就是他检查的口径去写。由于他写得太琐碎也太直白（如他将会上“周扬、夏衍的对证”都写上了），没有采用。最后由上面亲自动手去写。11月间，冯雪峰看到了由邵荃麟托人送他的注稿：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整和对证。
冯雪峰看了这条注文，向来人生气地说：“既然是别人写的文章，又何必编进全集里去呢！”本来是叫他“一阅”的，他却仍然拿起粗铅笔来，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鲁迅”下加“当时在病中，他”六个字，以说明由他“拟稿”的原因；在最后一句中加“在定稿时”四个字，说明文章是鲁迅自己的。尽管冯雪峰费尽苦心做了这些改动，但基调并未改变，以致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将它完全抛弃而重新拟稿了。
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